1947年，李弥约王耀武去看相，相士对王耀武说：“你盛极而衰，明年恐有大难”。对李弥说：“你后年有大难，但也有大富贵。” 抗战胜利后，王耀武担任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不久后李弥率第八军海运前往青岛，整训后划归第二绥靖区序列。 名义上，李弥归王耀武节制，但因上头还有一个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又是“陆军二级上将”，且和“参谋总长”陈诚的关系很好。因此，李弥有王耀武、薛岳两个顶头上司。 1946年，蒋军进行整编，原有的集团军改为绥靖区司令部或整编军，原有的军、师改编为整编军、整编旅。第八军成为整编第八师，李弥任师长。1947年11月，李弥升任整编第八军军长，该军辖整编第八师、整编荣一师。 “整编军”的实力，相当于小型兵团，在解放军战争中，我军习惯以其军长的名字称之为兵团，比如胡琏兵团（整编十八军），邱清泉兵团（整编第五军）等。 李弥当上整编军长后，脱离了第二绥靖区，但他为人圆滑，每次去济南公干时，见到王耀武依旧是一副下级见上级的姿态。李弥狡诈多变，与邱清泉、胡琏等跋扈的黄埔将领不同，他是该低头时就低头。 比如1944年，李弥任第八军副军长，与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共过事。宋希濂后来在回忆中，对李弥的评价是“忠厚之人”。了解李弥的人，怎么都不会把他和“老实人”联系在一起，可见李弥在和上司处理关系时，是很会来事的。 1947年冬，李弥路过济南时去拜访王耀武，见王耀武一脸愁容，便问：“佐公（王耀武字佐民）可是有心事？” 王耀武叹了口气，将心事向李弥道了出来。原来，王耀武作为山东人，在当上省主席之初，颇有“衣锦还乡”之感，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蒋军调往山东的部队，王耀武大都指挥不了，他好不容易要来了73军，却跟着李仙洲集团在莱芜覆灭。 手头缺少基本部队的王耀武，只能坐困济南，眼睁睁看着山东解放区不断扩大。 聊天时，王耀武提及济南有个算命先生很灵，李弥很感兴趣，说：“佐公，今日无事不如就去算一算。” 王耀武、李弥换穿便衣后，来到了相士的卦摊。相士看到两人后，说：“两位贵客，可是来问前程？” 李弥说：“先生，你且看看我，往后的前程如何？” 相士盯着李弥看了一会后，说：“你虽有雄心，却需谨防四面楚歌。若能顺应天时，或可寻得一方安稳之地，只是这安稳之地，恐在异域他乡啊。” 李弥听后，追问：“能否说明一点，是福是祸？” 相士说：“你在后年恐怕有大不利，但又有大富贵。” 李弥再追问时，相士说：“不可说，说了就不灵验。” 王耀武上前说：“先生，也给我算一算今后的前程。” 片刻后，相士眉头紧皱，说：“你是运势很好之人，但盛极而衰，明年恐有大难。” 王耀武问：“先生，依你看，我该如何打算？” 相士说：“你虽有心维持，却奈何大势已去。若想全身而退，需早做打算，切不可被眼前之事蒙蔽。” 1948年9月16日，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此时的李弥已是十三兵团司令官，驻军徐州以东，他惊恐的对亲信说：“一年前我和佐公去看相，相士说佐公今年有大难，看来济南是守不住了。” 及至济南解放，王耀武被俘的消息传来，李弥更慌了，认为这个相士算的很灵，而他的“大难”也快要来了。 济南战役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召集军长以上将领开会。在会议间隙，一众将领聊天时，李弥将他和王耀武算命一事说出。 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说：“炳仁（李弥的字），这种事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当真。” 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没好气的说：“王佐民早就没有了坚守之心，济南如何能不丢失？” 黄百韬向众人讲了一件事，在济南战役前夕，他无意中在无线电中听到了王耀武通话。王耀武在电话中，叮嘱在青岛的妻子，要处理好财物、要照顾好子女云云。 黄百韬气愤的说：“王佐民的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他本应该忙着指挥作战，哪还能顾得上家事？因私忘公，看来他已经没有必死之心。这场仗，未打我便觉得凶多吉少。” 被黄百韬这么一插话，邱清泉、李弥等人显得很是尴尬，连忙岔开了话题。 淮海战役中，李弥兵团跟着杜聿明集团，被解放军合围在陈官庄。1949年1月初，陈官庄的蒋军全军覆没，杜聿明被俘、邱清泉中流弹而死，李弥化装后侥幸逃走。 李弥逃到南京后，得知老蒋已下野，便又跑去溪口求见。老蒋并未追究李弥兵败之责，安慰一番后，让他重建十三兵团。 由于缺少兵员、装备，李弥只重建了第八军。12月，卢汉发起云南起义时，李弥一度被扣押，在第八军进攻昆明时，为了缓解军事压力，卢汉将李弥释放。 之后，李弥到了台湾，遭到老蒋弃用，他想起相士的话，认为这就是“大难”。就在李弥绝望时，他第八军残部在金三角立足，他被老蒋派去收拾残局，得了“云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的头衔。 尽管云南已解放，这两个职务有名无实，但却是李弥军政生涯中，当过的最高职务，勉强算是“大富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