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2年，金军北撤后，56岁的宋高宗赵构宣布禅位于35岁的养子赵昚（即宋孝宗）。这一决策不仅避免了皇位继承危机，更奠定了南宋延续152年的政治基础。从表面看，这是战局缓和后的急流勇退；深究其里，实为赵构历时三十年布局的收官之笔。 赵构面临的继承危机始于1129年"苗刘兵变"，这场政变导致其独子赵旉夭折，而长期逃亡生涯造成的生理创伤更使他永久丧失生育能力。此时南宋宗室格局暗流涌动：宋太宗赵光义的后裔在靖康之变后仍有七支存续，其中濮王赵允让一系在江南拥有大量庄园武装，仅绍兴府就有其宗室成员137人登记在册。若从这些地方实力派中挑选继承人，新君背后的宗族势力极可能架空皇权。 为破解困局，赵构于1132年启动了一项打破常规的继承计划。他命提举佑神观范冲秘密寻访宋太祖赵匡胤的直系后裔，最终选定嘉兴县丞赵子偁之子赵伯琮。这个五岁孩童的入选基于三重现实考量：太祖系已沉沦民间五代，毫无政治根基；其父赵子偁仅为从八品小官，家族毫无影响力；即便未来出现生育转机，废黜平民出身的养子也不会引发强烈反弹。为确保控制力，赵构将赵伯琮改名赵瑗送入宫中，却始终不给予正式储君名分，使其在1132至1160年的28年间始终处于"备选"状态。 这种刻意的权力悬置构成了特殊的培养机制。赵瑗与另一养子赵璩共同生活在宫内，每月需通过经史策论考核，1143年更被安排旁观岳飞案审判全过程。档案显示，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的某次突击考察中，宦官故意在赵瑗读书时打翻烛台，时年28岁的他冷静灭火后继续诵读《资治通鉴》，这份定力最终促使赵构在1160年正式立其为皇子。 1161年的完颜亮南侵成为权力交接的转折点。是年十月，赵构携赵瑗进驻建康府（今南京），安排其每日巡视长江防务、参与枢密院军机会议。当采石矶大捷的消息传来后，赵瑗立即获得"判临安府"的实职任命，开始直接管理都城行政。这种密集的军政历练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据《宋会要辑稿》记载，1162年五月赵构宣布禅位时，临安禁军中已有47名将校向新君效忠。 禅让程序的设计体现了精密的权力计算。赵构保留"太上皇"尊号及德寿宫建制，每年获取二十万贯钱、五万匹绢的固定供给，同时通过每月朔望朝觐保持礼仪权威。在经济层面，德寿宫掌控杭州市舶司15%的关税收入，这种财政独立性既避免了干政嫌疑，又维持了实质影响力。1170年孝宗欲迁都建康时，赵构以"东南财赋根本"为由劝阻，最终使南宋都城继续扎根临安。 历史数据印证了这一传承体系的有效性。孝宗在位27年（1162-1189），创下南宋皇帝最长执政纪录；乾道年间（1165-1173）纸币"会子"发行量从1000万贯增至4000万贯，但物价指数仅上涨12%，远低于北宋同类改革时的通胀水平。军事方面，沿边屯驻大军稳定在21万人规模，与金国保持均势达四十余年。至1189年赵构去世时，南宋户数已从禅让初年的1158万增至1240万，增长率达7.1%，同期金国户数增幅仅为4.3%。 这种制度化的权力过渡产生了深远影响。当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时，末帝赵昺的逃亡路线完全复刻了赵构南渡初期建立的海防体系——从明州（今宁波）出海至温州，再转进福州建立行朝。即便在亡国前夕，南宋朝廷仍能有效控制福建路市舶司，这得益于孝宗时期奠定的海贸管理制度。赵构的禅让决策，实质是将个人权威转化为制度传承，使得南宋政权在失去中原故土后，依然维系了152年的有效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