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就要转移，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雨点敲打着窗棂，像是催命的鼓点。王世英迅速将最后一份情报塞进火盆，火舌舔舐纸张，发出轻微的噼啪声。他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指针指向深夜十一点。时间紧迫，史济美随时可能破门而入。他披上围裙，抓起茶壶，故作镇定地走下楼。楼梯吱吱作响，像在低语他的命运。 就在昨晚，他接到线人密报：新生印刷厂的负责人陈玉仁在特务的酷刑下叛变，供出了包括王世英在内的多名地下党成员。印刷厂是中共临时机关报《红旗日报》的秘密据点，陈玉仁的背叛如同一枚炸弹，炸毁了上海地下党苦心经营的情报网。王世英的身份暴露，危险如影随形。 王世英并非普通的地下党。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曾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表面上是个“退役军人”转行的商人，实则在上海和南京为党传递情报。他的伪装天衣无缝，甚至连特务头子史济美都对他毫无戒心。 史济美是中统特务徐恩曾的得力副手，狡猾如狐，手段毒辣。他曾总结出地下党的情报信号：阳台上晾着红旗袍、街角的帽子被刻意摆放，这些微妙的暗号都被他破解。每次抓捕地下党后，他都会故布疑阵，将信号物归原位，诱捕其他同志。一时间，上海地下党损失惨重，同志们谈“史”色变。 王世英与史济美的交集，始于一次看似偶然的茶肆聚会。那是半年前，南京夫子庙的茶楼里，王世英以“商人”身份宴请黄埔军校的老友，其中包括铁甲纵队队长张孟浪。张孟浪是山西老乡，也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同路人，他的铁甲车曾多次掩护王世英传递情报。 史济美作为徐恩曾的副官，也受邀出席。他看中了王世英的“人脉”，而王世英则将他视为情报来源。两人推杯换盏，表面称兄道弟，实则各怀鬼胎。 此刻，史济美站在王世英家门口，手里捏着陈玉仁的供词，眼神阴鸷。他敲响了门，声音低沉：“王先生，在家吗？” 王世英打开门，脸上堆笑：“老史！稀客啊，快进来！”他热情地招呼，像是迎接老友，实则心跳如鼓。史济美踏进屋，目光如鹰，扫视着每个角落。屋内，炭火的余温还未散去，空气中弥漫着一丝烧纸的焦味。 “嫂子呢？”史济美试探道，坐在沙发上，手指敲着茶几。 “刚出去买菜，马上回来。”王世英笑着回答，顺手拿起茶壶，“我先给你泡杯茶，楼上有上好的龙井，你等着！” 史济美点点头，目光却未放松。他翻开茶几上的报纸，假装浏览，耳朵却捕捉着楼上的动静。 王世英快步上楼，推开窗户，雨水打湿了他的脸。他探出身子，瞥见屋顶上潜伏的特务身影，心中一凛。 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反应敏捷，他脱下围裙，裹住手掌，悄无声息地翻出窗户，踩着湿滑的瓦片爬上屋脊。雨夜的南京，屋顶如迷宫，他屏住呼吸，避开特务的视线，翻进邻居家的阳台。阳台上晾着一件红旗袍，随风摇曳，像在嘲笑史济美的“信号理论”。 楼下，史济美终于察觉不对。他冲上二楼，推开房门，只看到空荡的房间和敞开的窗户。“王世英跑了！”他怒吼一声，命令特务四散追捕。然而，南京的巷弄如蛛网，王世英早已消失在夜色中。 与此同时，一辆轿车停在城郊的胡同口。车门打开，张孟浪探出头，低声说：“老王，上车！”王世英一跃而上，车子迅速驶入夜色。张孟浪的铁甲纵队早已安排好接应，轿车在乡间小路上飞驰，身后只剩雨声。 “多亏你。”王世英喘着气，拍了拍张孟浪的肩。 “革命的路，哪能让你一个人走？”张孟浪笑得豪迈，“史济美这回可要气炸了。” 王世英的脱险，只是故事的开始。史济美未能抓到他，怒火转向其他地下党。他加大了对上海地下党的围剿力度，利用陈玉仁的供词，接连端掉多个秘密据点，多名同志被捕，甚至惨遭杀害。上海地下党陷入空前危机，同志们在白色恐怖下步履维艰。 王世英深知，史济美一日不除，革命就多一分危险。他隐姓埋名，与中央特科的“红队”取得联系。红队是特科的行动核心，专司暗杀与保卫，队员个个身手不凡。1933年春，红队制定了周密的暗杀计划。 6月14日，上海街头，红队队员邝惠安埋伏在史济美必经之路，果断开枪，将这个特务头子击毙。史济美的死，为无数牺牲的同志报了仇，也让上海地下党赢得喘息之机。 夜色中的轿车，载着王世英驶向新的战场。他知道，革命的路还很长，史济美的倒下只是开始。多年后，他回忆起那个雨夜，感慨万千：“那晚的南京，像一座囚笼，但我们用信念砸开了锁。” 史济美的覆灭，离不开中央特科的精密运作。据党史资料，特科在1927-1935年间，不仅负责情报与保卫，还成功刺杀了多名叛徒与敌特，为革命保存了火种。 王世英后赴苏区，继续为党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担任山西省省长。他的一生，是无数地下党人无畏牺牲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