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击毙了100多名日军，不久，日军派人来索要尸体，罗炳辉笑道：“要尸体，尽管来取，但来的时候，要举白旗！” 1941年4月16日，夜色深沉，月光洒在泥泞的村路上，新四军第二师副师长罗炳辉正与他的战士们，迎来一场生死交锋。 枪声并非意外。一名警卫连战士因夜半尿急，踉跄走向打谷场，借着微弱月光，他突然瞥见不远处密密麻麻的影子，刺刀的寒光刺痛了他的双眼。 几乎是本能，他扯开嗓子大喊：“鬼子来了！”喊声未落，他抓起身边的步枪，对空连放三枪，刺耳的枪声瞬间撕裂了村庄的宁静。乌鸦惊飞，战士们从草席上弹起，抄起大刀、步枪，冲向打谷场。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夜袭。 日军12旅团的村田中佐，率领300精锐日军和400伪军，早已将村庄团团围住。汉奸的密报让他们锁定了罗炳辉的驻地，村田踌躇满满，认定新四军不过是一群装备简陋的“农民军”。他在军校学的那些战术，此刻在他脑海中清晰无比：夜袭、突进、擒贼擒王。 他甚至已经想象到，活捉罗炳辉后，向旅团长南浦襄吉邀功的场景。然而，他忽略了一个细节——罗炳辉从不是按常理出牌的将领。 打谷场的激战来得猝不及防。警卫连长，一个皮肤黝黑的山东汉子，第一个冲出屋子。他来不及穿上棉袄，光着膀子握紧大刀，带着110名战士迎向冲来的日军。 黑暗中，双方距离不过十余米，枪声零星，更多是刀锋碰撞的铿锵声。日军的刺刀长而笨重，在打谷场狭窄的地形中施展不开，相反，新四军战士手中的大刀短而灵活，挥舞间带起一阵阵寒风。战士们都是身经百战的硬骨头，拼杀起来毫不畏惧，一时间，喊杀声、刀锋声混杂，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中。 村田中佐站在村外的小坡上，皱眉听着打谷场的动静。他的计划本是直扑罗炳辉的指挥所，可警卫连的顽强抵抗打乱了一切。伪军畏缩在村子外围，连靠近打谷场的勇气都没有，村田咬牙低骂一句，挥手命令日军主力绕过打谷场，从村东侧突进。 他相信，只要抓住罗炳辉，这场偷袭仍能大获全胜。 与此同时，罗炳辉在枪声响起的第一刻便已清醒。他站在屋内，借着油灯昏黄的光，迅速披上军装，冷静地对身旁的参谋说：“鬼子来了，目标是我。”他没有多余的废话，推开木门，带着警卫员冲向村外。他的目标不是逃跑，而是五里墩——那座俯瞰村庄的制高点。 谁占据五里墩，谁就握住了这场战斗的命脉。 五里墩不高，却地势险要，周围是起伏的丘陵和灌木丛，易守难攻。罗炳辉深知这一点，村田中佐同样明白，但他过于自信，只派了四五十名日军守在墩上。夜色中，新四军12团的战士们悄然逼近，借着丘陵的掩护，发起猛攻。枪声、喊杀声此起彼伏，守墩的日军措手不及，很快被击溃。 罗炳辉站在五里墩顶，俯瞰村庄，村庄的火光映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神却冷静如冰。 占据五里墩后，战局彻底逆转。新四军依托高地，居高临下，日军被挤在村外的低洼地带，背靠尹家河，进退两难。罗炳辉迅速调整部署，命令部队分成三路：一路继续牵制打谷场的日军，一路封锁村东侧的突破口，主力则从五里墩向下猛攻。 战士们士气高昂，子弹呼啸，刺刀闪光，日军阵脚大乱。战斗持续到凌晨，村庄周围的田野上，躺满了日伪军的尸体。统计战果时，战士们发现，日军死伤100余人，伪军损失200余人，而新四军仅付出十余人伤亡的代价。 村田中佐带着残部狼狈逃回据点，迎接他的是南浦襄吉劈头盖脸的怒骂。南浦要求他必须带回阵亡士兵的遗体，否则军法处置。村田无奈，只能硬着头皮派人联系新四军。 几天后，一辆日军卡车缓缓驶向村庄，车上插着一面白旗，在阳光下分外刺眼。 罗炳辉站在村口，身后是整齐列队的新四军战士。他看着那面白旗，嘴角微微上扬。这不是简单的尸体交接，而是一场心理战的胜利。附近的老乡们远远围观，议论纷纷，消息很快传遍仪征：新四军大胜，日军举白旗认输！这面白旗，不仅让日军颜面扫地，更点燃了百姓抗日的希望。 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就在罗炳辉准备将部队撤往下一处根据地时，一名侦察兵急匆匆跑来，脸色苍白：“师长，鬼子又调集了千人部队，朝这边来了！”罗炳辉眯起眼睛，望向远处的丘陵。日军的报复来得比想象中快，而五里墩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夜色再次笼罩仪征，五里墩的轮廓在黑暗中若隐若现。罗炳辉站在高地上，风吹过他的军装，带来一丝凉意。新的战斗即将来临，但他的眼神依旧坚定。 炳辉的胜利不仅是一场战斗的成功，更是他军事智慧与人民战争理念的体现。据党史记载，他在皖东、淮南根据地的建设中，始终坚持“人民是我们的父母”，通过减租减息、组织民兵，极大增强了抗日力量。 1941年的仪征战斗，只是他抗战生涯中的一页，却生动展现了他如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的战术灵活，善于利用地形与敌人的心理弱点，尤其擅长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影响，鼓舞民心。1946年，罗炳辉因病去世，年仅49岁，但他留下的抗日传奇，至今仍是革命精神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