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一位名媛，过3岁生日收到的礼物是一颗80克拉的钻石，吃饭时有一个管家和6名仆人伺候，每天有十几个女仆伺候她穿衣梳妆。
这样锦衣玉食的她，却嫁给了一位衣着老土，有2个孩子的离异男子，最后还被男子劈腿。 她叫黄蕙兰，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是福建移民的第三代，家中富贵，可以说她是真正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公主。 黄蕙兰天性聪颖，青少年时代即生活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之间，熟悉西方生活方式，能说法、英、荷等六种语言，富有天生的交际才能。 她也学过音乐、书法和舞蹈。她接受的教育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国的贵族。举凡骑马、跳舞、开车，没有她不会的，追求她的人数不胜数。 她的美丽优雅和时髦阔气，引得无数人羡慕嫉妒恨。英国女皇跟她站在一起，都觉得自己是土土的。一位外国友人写诗，称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黄蕙兰的姐姐黄琮兰邀请中国代表团到巴黎家中做客，顾维钧见到主人家钢琴上陈着一帧黄蕙兰的玉照，十分欣赏，直露了愿意结交的想法。 琮兰赶忙给母亲写信，从中搭桥牵线。 初见时她觉得这个男人衣着老土，留着平头，结过婚，还有2个孩子，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都不般配。 可顾维钧是搞外交的专业人士，最善于打破藩篱，让人对他产生好感。宴会才进行一半，黄蕙兰便被这个男人吸引了。 他带着黄蕙兰溜到一条有情调的马路上散步，还定下了次日到枫丹白露去郊游，顾维钧用流利的法语对黄蕙兰说：“明天我来接你，坐我的车去。” 顾维钧乘坐的汽车并没有多气派，但它是法国政府配给的，挂着享受外交特权的特殊牌照，有专职司机。听歌剧，他们坐的也是国事包厢。 这种荣耀与特权是父亲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这让黄蕙兰的心里泛起一种微妙的虚荣心和满足感，这正是顾维钧想收到的效果。 顾维钧加大追求力度，希望和黄蕙兰立即结婚，与他同回华盛顿。而且他表示到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一个正大光明的婚礼。 1920年10月2日，19岁的黄蕙兰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了32岁的顾维钧，成了年轻的大使夫人。婚礼十分隆重、排场。许多外交使节都来助兴。 婚后黄蕙兰靠着父亲的财力和丈夫的权势，以及自身的魅力，活跃于国际外交权贵之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参加白金汉宫的宫廷舞会，同英国大使和英女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频繁的社交活动，使黄蕙兰倍感荣耀。 在三十多年的交际舞台上，黄蕙兰挥金如土，为国也为己争光添彩。她说，“我们是中国的展览橱窗”，她不想让这个橱窗寒酸示人。 国外的大使馆破旧不堪，黄蕙兰自掏腰包翻修一遍。顾维钧回国内工作，黄蕙兰花二十万美金买下北京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 为了照顾丈夫的自尊心，她把父亲给的巨款交给顾维钧，再从他手里要钱花。黄蕙兰把里子和面子都给了这个叫丈夫的男人。 顾维钧的长子顾裕昌也说：“中国大使多如牛毛，父亲能有今天，也是因为娶了像母亲这样的妻子。 可惜顾维钧并不懂得珍惜。结婚36年后，顾维钧心有另属，他们的婚姻终究走向了终点。 1956年，这对不再年轻的夫妇和平分手，结束了半生的纠缠。 黄蕙兰晚年撰写《没有不散的宴席》，追述她的一生，以及她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其心态是平和的，有怨气，无恶语，对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只字未提。 书中有句话读了让人心酸： “我很少有机会单独和他在一起，我们常常一同接到邀请去参加各种宴会，但是当我打扮整齐等待他的赞许时，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 这心不在焉的一眼，足以让爱情的火苗熄灭。 1993年12月，100岁高龄的黄蕙兰在纽约辞世，结束了她婀娜璀璨的一生。 黄惠兰作为一个妻子，她不是不好，而是太好了，好到她的丈夫消受不了，最后反而成了被背弃的那个人。 很多人说黄惠兰晚年放下了一切，但从她的回忆录里却可以看到，她其实并没有真正放下对顾维钧的情与怨。 她依旧固执地称他为“我的丈夫”，在公寓墙上贴满她和顾维钧出访各国的照片。 提及顾维钧时，她说：“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自古多情总被无情误，一片钟情错付了人，终究只能换来一声无奈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