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天，北京中南海会议厅里气氛压抑，毛泽东手里拿着一份报告，脸色沉了下去，他站起身，走到讲台前，没打草稿，张口就来：“苏联专家撤走就慌了神，美国人一瞪眼就腿软，这不是贾桂嘛！”全场一阵沉默。 这句话，像锤子砸进干部心里，他不是说笑，而是在点出党内一股极难扭转的毛病——奴性。 毛泽东举的例子并不陌生，那年很多人都看过《法门寺》这出京戏，里面那个太监贾桂，被主人请上座，他摇着手，说“奴才站惯了”。 戏是戏，但毛泽东借戏讽人，话糙理不糙，他说，现在的干部有些也“站惯了”，特别是对苏联、对美国，一个劲地低头哈腰，怕得很，他这一批，批得不轻。 苏联的问题最让毛泽东窝火，说是“同志加兄弟”，可一到关键时候就变脸。 1955年，中国准备搞原子弹，技术不全，资料也缺，就去找苏联帮忙，苏联派来些专家，却处处设限，该给的图纸不肯给，说是“保密协议”，关键的数据模糊处理。 有一次，中国科学家请苏联人讲讲铀浓缩原理，对方笑了笑，抽着烟，说：“你们先闻闻伏特加的香味再说吧。”一句话把人噎得说不出话。 更让人恼火的是1958年，苏联提议在中国设一个长波电台，说是“加强通讯”，其实是想掌控中国的指挥系统。 他们还提出联合舰队，中苏一起管南海，这在毛泽东看来，简直是重新签《辛丑条约》。 他当场拍桌：“这不是合作，是变相占领！”会后他把几个主张接受的人叫到跟前，一句话让人冷汗直冒：“你们这是忘了谁打的天下！” 但问题不只在苏联，中国干部里也有问题，会议上有干部悄悄嘀咕：“苏联那边技术先进，我们现在也靠他们吃饭，不能闹僵。” 毛泽东听到了，冷笑一声，说：“吃别人饭，挨别人打，连个声都不敢吭，这不就是贾桂嘛！”一句“贾桂”成了标签，贴在一批人身上，贴得牢。 不光对苏联，很多人对西方也是崇拜得五体投地，1951年，卫生部有人提议干脆把中医给废了，说那玩意儿不科学，不靠谱，他们主张一刀切，把西医搬进来，把中医清出去。 这事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一下火了，马上开会，批得那几个提议的人灰头土脸。 他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你说砍就砍？你当你是谁？”会议结束，他亲自过问，定了“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把中医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有意思的是，那些提议废除中医的专家，多是留洋回来的，他们讲话讲究“标准化”“逻辑链”，一开口就是“欧美怎么怎么样”。 他们办医院，挂门牌都要英文字母，有人甚至主张干部进修去美国，“咱们搞个议会制，像人家那样……”这种声音不是个别，会议上成了热潮。 毛泽东不说话，只叫人去查商务印书馆老资料，第二天，他拿出一篇文章，笑了笑：“人家早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你们现在是倒过来了，连体都不要了。” 最典型的是一次北大报告会。 有人提出，要研究美式选举制度，说那才是真民主，毛泽东听说了，摇摇头：“他们真想搞议会，等于翻篇。” 随后，他叫人传话：“让他们来延安看看，八路军的选举是怎么搞的，哪一项不民主？”话虽轻，但意味深长。 这个时候，有人提议暂缓科研进度，等苏联支援，毛泽东火气一下子上来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他认准了，靠别人靠不住，靠自己才是真道理。 于是，钱学森、邓稼先、于敏这些人开始彻夜不眠，摸索出一条属于中国的科研路子。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世界震动了，那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了很久，说了一句：“现在可以腰杆子硬点了。” 毛泽东特别反感那种“外国月亮圆”的心态，他说过一句话：“要有骨气，中国人要有骨气。” 他举过一个例子，说抗美援朝的时候，志愿军连制空权都没有，硬是用步枪对飞机，把美军逼到三八线以南，他拍着桌子说：“那时候要是贾桂当司令，仗打得下来吗？” 这场批评不是一次性结束的，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开始，毛泽东反复强调要自立自强。 他说：“不能什么都靠苏联，靠别人。你靠别人一辈子，别人不给你了，你就傻了。”会议之后，国务院内部还专门开了几次会，研究如何减少对外依赖。 很多科研项目开始转向国产化，干部培训也开始要求“不唯洋、不唯上、只唯实”。 其实，毛泽东的这套思路也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他自己是读史书的，知道中国一百年来的教训。 他常说：“甲午那场败仗，打得就是奴才气，一个民族有了奴气，什么都靠不住。”他从书本、戏剧里找例子，拿贾桂来说事，就是为了让干部警醒。 说到底，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在犯的毛病，对苏联是怕得过头，对西方是崇拜得过头。 毛泽东抓住这个问题，一针见血地点破，打破了当时很多人脑子里的神话。 那天开完会，有人私下说：“主席今天骂得狠。”也有人苦笑：“可不是嘛，一语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