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春，巴黎微冷，一位身穿长袍、颔下美髯的中国画家带着妻子，走进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圣殿。他不是别人，正是年已57岁的张大千。而他此行的目标，也不是凡人——是大名鼎鼎、脾气古怪的毕加索。 这位西方艺术的代表人物，当时已年过七旬，名气大得吓人，性子却不大好。来拜访他的人不少，可多数都被他一句“不见”打发了。 张大千却不信这个邪。他不是个被拒绝惯了的人。那时候，他已经是中国画坛的泰斗级人物，海派领袖之一，画风兼容并包，既有传统水墨的骨气，又能玩得转西方的光影技法，是当时少有能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的中国艺术家。 可即便如此，想见毕加索，也不是件容易事。 张大千一打听，得知毕加索最吃女人那一套。于是，他心中一计悄然生起。他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去预约，而是派出自己身边最“杀伤力”强的“武器”——他的夫人徐雯波，一位美丽聪慧的女翻译。 “他不见我没关系，只要他肯见你，我就有机会。” 果然不出所料，毕加索看到一位气质优雅、笑容甜美的东方女子来敲门，态度立刻软了几分，嘴上说着“很忙”，脚却慢慢往门口挪。最终，他点头答应：“明天带你那位画家朋友来吧。” 第二天上午，巴黎阳光明媚。张大千身着长袍、手持拂尘，气定神闲地走进毕加索的工作室，一副“我不是来求见，是来论道”的派头。毕加索倒也没有多寒暄，只是倚着椅子，眼神淡淡地打量着这位东方人。 张大千不慌不忙，打开带来的画卷，一幅接一幅铺在毕加索面前。 那是一场视觉的冲击。 一会儿是泼墨山水，如云似梦；一会儿是青绿设色，浓而不俗；还有那人物画，风骨中透着逸气。更让毕加索惊讶的是，张大千的画中居然也有透视、明暗、肌理的处理，那是他熟悉的西方技法，但融合得天衣无缝！ “你这是中国画？”毕加索终于开口了，脸上的冷意褪了不少，语气里多了几分惊讶。 “是中国画，也是我自己的画。”张大千微笑着回答。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两位艺术大师一个说法语，一个说中文，偶尔靠着徐雯波翻译，大多数时候，靠的是手势、眼神和作品——一种真正属于艺术家的语言。 毕加索摸着张大千的画纸，时不时点头称奇，还不时提出问题：“你这水墨怎么做到虚实转换的？为什么你的人物线条既写意又准确？”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师，而是像个小学生一样，眼中闪着光。 张大千也饶有兴致地问：“你的立体主义，是想表达物体的多个面同时出现吗？你笔下的人，为何五官可以自由摆放？” 他们聊得起劲，连午饭都忘了吃。 这一次会面，成了东西方艺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分别前，毕加索亲手将一张素描送给张大千，并罕见地开口说：“你是我见过最懂画的中国人。”张大千笑着回礼：“你是我见过最敢画的西方人。” 传说那之后，毕加索在几幅新作品里，悄悄加入了东方水墨的笔意；而张大千的画风，也更加大胆泼洒，油彩与墨韵并用，更加自成一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