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邓小平狠狠将文件甩在地上，愤怒地说道：“简直是胡闹！居然让他去扫厕所！这不是糟蹋圣人吗？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救他出来！”
这个让邓小平为之愤怒，并想办法要救出来的人叫童第周。 童第周曾说“应该记住，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是手，而不是嘴。” 确实，他说到了，也做到了，他这一生都在践行自己所说的。 童第周出生在浙江鄞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由于家里太穷，他小时候上不起学，直到17岁才到学校读书。 都已经上高中的年龄，却跟三年级的孩子做同学，可想而知，童第周心理的思想斗争有多大，小孩子们都嘲笑他。 由于基础太差，他在学习上很吃力。第一学期结束了，他的平均成绩只有45分，校方令其退学或留级。 他不想这样，于是他再三恳求老师给他一次机会，后来校方被他的诚意打动，答应让他再跟班试读一个学期。
童第周知道这次机会来之不易，加倍努力学习，夜里宿舍熄灯后，他就在路灯下微弱的路灯光一丝不苟地演算数学习题。 终于，童第周终于靠自己的努力，使各科平均成绩达到70分以上，其中几何还得了100分。这是全校唯一的100分，他再次成为全校关注的对象。 但童第周一点儿也没有飘飘然，而是继续努力学习。
高三年级期末考试的时候，他的总成绩名列全校第一。
从当初那个不及格的差生到一个出类拔萃的优等生，从倒数第一名变成正数第一句，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他的成功？
答案有很多：是他的坚持不懈，是他的永不放弃，是他的争气，是他的不服输，是他的自强不息等精神，这些良好的品质构筑了他成功的基础。
1924年7月，童第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他赴比利时留学深造。
但是他却被人看不起。
一些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竟公开说：“中国人笨，正因为他们笨，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才多。”
童第周被激怒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得更好。
当时，他的老师布拉舍正在研究剥除青蛙卵膜的手术，很长时间都没有成功。童第周知道这种手术很难做，但他还是不声不响地继续努力。 他在自己的住所搞试验。没有无影灯，他就在院子里借助天然光，在显微镜下切割和分离卵子；没有培养皿，他就用陶瓷酒杯来代替；没有显微解剖器，就用一根自己拉的玻璃丝代替；其他实验材料，比如蛙卵，都是他在星期天从野外采来的。
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童第周进行了大量实验，完成若干篇有关蛙胚纤毛运动机理分析的论文。
这些成果一下子震动了整个欧洲生物学界。他的双手从此被同行称为生物学界的“金手指”。 1937年，童第周谢绝了达克教授的再三挽留，毅然放弃欧洲安逸的生活，回到了动荡不安的祖国，到山东大学生物系当教授。 抗战全面爆发后，山东大学奉命南迁，童第周带着妻儿随迁到四川万县，之后他们便多次辗转避难。 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童第周和叶毓芬一直坚持科学实验，没有实验室，他们就在学校附近的简陋小屋里做，可是做实验最起码所需的显微镜都没有，这样童第周很是伤感。
一天，童第周在镇上的旧货摊上见到了一架德国双筒显微镜，可是6万的价格让他望而却步。 回去之后，他辗转反侧，心里一直想着望远镜。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了旧货摊，这次老板看他真心想买，就把价格提高到6.5万，为了继续自己的研究，童第周夫妇就找亲友借钱，还变卖了自己的衣物，终于凑钱买到了这架显微镜。
这笔欠款，直到10年后他们才在政府的帮扶下还清。 在这台显微镜的帮助下，童第周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并且在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1963年7月，童第周和严绍颐等合作，在出版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题为《鱼类细胞核移植》的论文，首先向国内外报道了鱼类的核移植。
然而，不久后，“四清运动”开始了，紧接着各种“运动”。
童第周被剥夺了搞科研的权利和人身自由，而且每天要在“革命群众”监督下扫厕所。 1968年以后，童第周的科研工作完全停滞，被罚去打扫实验室，一干就是10年。
邓小平曾气愤地说：“让他扫地是糟蹋圣人。”
可是就连扫地，童第周也一丝不苟，人们发现，哪一天地没扫干净，准是那天童第周生病了。
1978年，童第周恢复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称号。
1979年3月6日，在杭州浙江科学大会上为浙江省2000多名科技、教育和卫生领域的科研人员作报告时，过度劳累的童第周心脏病发作，晕倒在讲台上。3月30日，于北京病逝。
童第周曾说“别人能办到的事，我经过努力也能办到，所谓的天才是用勤奋换来的。”
童第周走了，但是却留下了忠于科学的精神。
他开创了中国的克隆事业，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科学家的本色，他所从事的事业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他的祖国，他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