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时，村里有一位男的，在旧社会兄弟多，家庭日子过得穷得叮当响，男的十几岁就被人家买去顶了壮丁，当了国民党军，在战场上腿部受伤，被解放军放回来后，父母也死掉了，解放后一直没结婚，一个人过日子，住的房子又烂又破，生产队照顾他，让他看个青，倒也吃喝不愁的。愁的是房屋破旧，墙壁是土坯砌的，东歪西裂的，上面的草顶年久失修，漏住雨。 村里人都喊他“老贵”，大名陈老贵。听老一辈说，他被抓壮丁那年才十五岁，瘦得跟麻秆似的，被国民党兵用绳子捆着押走，他娘追在车后面哭，鞋都跑掉了。后来回来时腿上拖着条伤腿，走路一瘸一拐的，可家里早就没了人烟，三间破土房空荡荡的，连口锅都是邻居给凑的。生产队可怜他没亲没故，就让他负责看青——说白了就是守着田里的庄稼，别让野猪、兔子糟蹋，也防着个别手脚不干净的人偷粮食。 老贵这人话不多，整天扛着个竹扫帚在田埂上转，看见淘气的娃娃摘青柿子，也只是咳嗽两声，从来不动手打人。村里的孩子们一开始怕他，说他脸上有道疤，像电视剧里的“反动派”，后来发现他怀里总揣着炒黄豆，谁路过他地头，他就往人手里塞两把，慢慢的，孩子们都敢凑到他跟前听故事了。他讲的故事总带着股子苦味儿，说在战场上饿极了啃树皮，说零下几十度的天，脚冻得跟石头似的拔不动，可末了总要加一句：“现在好喽，能吃饱饭，不用怕炮弹喽。” 最让老贵犯难的还是那间破土房。每逢下雨天，屋里就跟漏筛子似的，床头摆着接雨的瓦盆，滴答滴答响一夜。有回连下了三天暴雨，土坯墙泡得发软，后墙突然塌了半面，幸亏他夜里起来挪盆，听见墙根儿“咔嚓”响，连滚带爬地往外跑，刚出门没两步，“轰”的一声，半面墙就砸在了他睡觉的炕上。村里的生产队长得知消息，连夜带着几个壮劳力赶来，见老贵蹲在废墟前发愣，裤腿上还沾着泥点子，队长上去就拍他肩膀：“老贵啊，幸亏人没事，这房子反正也撑不住了，咱重新盖！” 说是重新盖，可老贵哪有那么多料啊。生产队倒是批了些青砖，可缺瓦缺木料。没想到消息一传开，村里家家户户都来搭手：王大爷把自家存的旧木料扛来了，李婶抱来一捆芦苇说能编屋顶，就连平时最抠门的张老汉，都把房顶上多的几片瓦卸下来送过来。老贵站在地基旁，看着大伙忙前忙后，粗糙的手掌搓了又搓，突然蹲在地上抹起了眼泪——自打父母走后，这么多年，他头一回觉得心里暖乎乎的。 新房盖了小半个月，老贵非要拖着伤腿帮忙搬砖，队长怕他摔着，让他负责烧开水。他就蹲在临时搭的灶台前，往灶里添柴火，看青烟飘向瓦蓝的天。孩子们放学路过，围着新房转圈圈，老贵就笑着说：“等盖好了，你们来屋里听故事，不漏雨了，也不怕墙倒了。”果然，新房落成那天，屋顶铺着整齐的灰瓦，墙壁刷得雪白，虽说还是三间小屋，却比从前结实十倍。老贵把生产队发的毛主席像端正地贴在墙上，又把邻居送的粗布床单铺在炕上，摸着平整的墙面，直说“做梦都不敢想”。 打那以后，老贵看青更上心了。秋天收玉米时，他夜里就睡在田边的窝棚里，听见有动静就拄着棍子去查看。有回真遇上偷玉米的，他认出是邻村的光棍汉，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娘，愣是没声张，反而装着没看见，转身去别处巡逻。那汉子后来知道了，特意背来半袋红薯放在老贵门口，啥话没说就走了。老贵把红薯煮了分给村里的娃娃，说：“人都有难处，能帮一把是一把。” 到了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了，老贵没了看青的差事，可村里没人忘了他。有人给他送新收的麦子，有人帮他挑水劈柴，他那间新房成了村里的“中转站”，赶牛车的歇脚，过路人讨口水喝，老贵总是笑脸相迎。后来他岁数大了，腿伤越来越重，村里给他申请了五保户，每月都有补贴，临终前拉着队长的手说：“这辈子，算是赶上好时候了，没白活。” 老贵走后，村里把他埋在南山坡上，坟前种了棵柿子树。每到秋天，柿子红了，孩子们就想起他兜里的炒黄豆，想起他讲的那些带着枪炮声却又透着暖意的故事。有人说他命苦，从小没爹娘，没老婆孩子，一辈子孤孤单单；可也有人说他有福，赶上了新社会，得了这么多乡亲的照应。那间新房后来拆了，可老贵的故事还在村里流传，就像他坟前的柿子树，年年结着红通通的果，让后人记着：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总有些温暖，能把苦日子酿成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