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季羡林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工资345元，他说：我去一趟高档莫斯科餐厅，有酒有肉，还有面包，只花2块钱！ （信息来源：2013年10月15日 北京日报 ——西直门：窗口与味蕾） 1911年的季羡林家还是个普通农家，家里虽穷，靠种地过活，但“耕读传家”的传统却烙在骨子里，年幼的季羡林就在父亲的指点下，翻着家里那几本不多的书，对知识的渴望就这么点燃了，这股劲儿，后来推着他考进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在清华园里，他一头扎进书堆，猛啃外语，钻研文学，厚厚的笔记摞起来，见证了他的用功，到了1935年，为了学问上再深挖一层，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满箱子书，漂洋过海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专攻听着就冷僻深奥的梵文和印度学。 在欧洲战火纷飞的年月，季羡林可没闲着，哥廷根大学那又冷又静的图书馆，反倒成了他躲避炮火、潜心治学的清净地，他后来回忆那段日子，物质上苦到不行，饿肚子是家常便饭，但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大把不受打扰的读书时间。 这一待就是十年，他不仅顺利拿下了博士学位，学术上也积攒了厚实的家底，二战的硝烟总算散了，几经周折，这位心里装着故土的游子在1946年夏天回到了分别近十一年的祖国，那一年，他三十五岁，正是一个学者创造力最旺盛的年纪。 回国后的季羡林，由恩师陈寅恪推荐，进了北京大学教书，他不仅是个好教书匠，更是个有眼光的学科建设者，愣是一手拉扯起东方语言文学系。 白天，他在三尺讲台上，把深奥的梵文和灿烂的东方文化讲得活色生香，点亮了不知道多少年轻学子的眼睛，晚上，他又趴在桌前写个不停。五十年代国家搞工资改革，凭着过硬的学术贡献，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享受着当时着实让人眼红的待遇。 就像开头说的，每月四百四十五块的进账，让他偶尔能去莫斯科餐厅搓一顿在旁人眼里相当奢侈的西餐，这不单是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看重，也从侧面说明了季羡林在学术圈的分量。 可时代的潮水，并不总是顺着人意，在后来的特殊历史时期，季羡林也没能幸免，挨批斗，被下放，学术研究一度被掐断，即便是在看大门、扫厕所的苦日子里，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还在，偷偷摸摸地翻译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这部鸿篇巨著，硬是在他手里变成了中文，给中印文化交流史又添了一块碑，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来，学术的春天也跟着到了，季羡林重新焕发了学术生机，不光继续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深耕，还担起了更多的学术领导工作，为北大的学术发展操了不少心。 他的研究范围横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好几个山头，写出来的东西堆起来能压塌书桌，成就确实亮眼，《中印文化交流史》、《大唐西域记校注》这些大部头，到今天在学界还有不小的影响。 他不但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考证、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等方面创建了不朽功勋，还倾力于印度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促进了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化学术研究的繁荣，其一生所获学术奖项之丰，实已多不胜数，每一个都是对他辛勤付出的认可，他这种“研究和翻译两条腿走路”的搞学问方式，让他不单是个出色的研究者，更是个中外文化交流的优秀使者。 季羡林也是个骨子里爱国的人，自称“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年轻时候，他就用笔杆子揭露社会不公，参加抗日救亡，老了，还惦记着国家发展，好几次跟温家宝总理就国家大事坦诚交流，他还热心公益，把稿费捐出来设奖助学金，帮扶穷学生。 尤为令人钦佩的是他几十年来始终如一的勤勉精神，传闻每天凌晨四点便起身潜心读书著作，不论风霜雨雪，朗润园晨曦中最早亮起的那盏孤灯，早成了北大乃至中国知识分子勤勉治学的精神符号，在北大，他一个副校长，大太阳底下帮新生看行李的事儿，更是把他那份朴素谦和的品格亮了出来。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这是“感动中国”给他的颁奖词，也是他一辈子实实在在的样子。 季羡林先生这一生，从山东的田埂上走出来，站上了北大的讲台，又从北大的讲台走向了世界的学术殿堂，他不光是知识的探路人和传播者，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风云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学问是座丰碑，他的人品像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