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启超全家流亡在日本，一天回到家，妻子李蕙仙对他说:“一切都安排好了，今晚你就和桂荃圆房吧。”梁启超拒绝：“我和康有为是‘一夫一妻联盟’的倡导者，我不能纳妾”。没想到李蕙仙白了他一眼：“康有为纳的妾还少吗？再说，桂荃不做妾，她始终是我的丫环。”
王桂荃是四川本地人，原名叫作王来喜，小时候，由于家里穷，再加上孩子过多，父母没能力养活她，于是，就把王来喜卖到外地做丫鬟，而李蕙仙就是这户人家的女儿。
1889年，梁启超参加乡试中举。获得会试门票的同时，也获得了主考官李端棻的欣赏， 并从中牵线，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了他
两年后，梁启超和李蕙仙成婚，也是在这一年， 作为陪嫁的王来喜，跟着小姐进了梁家大门。
虽然王来喜从小生活的环境不好，但她却是一个聪明勤快，任劳任怨的人，所以也让李蕙仙和梁启超很是放心，他们也将家中大小事务都交给王来喜管理。
后来因为梁启超并不喜欢王来喜这个名字，因此，他就亲自将王来喜的名字改为王桂荃。
李蕙仙嫁进梁家后，因为身体弱，始终无法生育孩子。直到1901年，才有了长子梁思成。
1898年9月，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去了日本，他的夫人李蕙仙和丫鬟王桂荃在澳门暂避风头。
1902年，李蕙仙带着王桂荃和两个孩子赴日本与梁启超团聚。此时的王桂荃已经16岁了。
在日本期间，王桂荃甚至自己学会了日语，除了家中的事务，梁启超的一些对外社交，基本上也都是交给她处理。
李蕙仙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没有办法为梁家继续开枝散叶，她就想让王桂荃给丈夫做“二夫人”。
但梁启超跟着康有为推行变法，其中有一项就是学习西方的“ 一夫一妻制”，现在要让他步上封建王朝的老路，他是怎么都不愿意的， 只是拗不过李惠仙。
这时候，年仅17岁的王桂荃主动提出， 她可以不要名分，只做内宅的“二夫人”，出了门，她仍旧只是小姐的左膀右臂，是下人。
于是在1903年，李惠仙挑选了一个吉祥的日子，安排十八岁的王桂荃与三十岁的梁启超结了婚。
为了维护梁启超提出“一夫一妻”制的名声，王桂荃和梁启超结婚后，她一直没有名分。梁家的孩子们都叫李蕙仙“妈妈”，却叫她“王姨”或“娘”。
对梁启超夫妇而言，对外，王桂荃是婢女，对内，她是小妾，在家中时，夫妇二人对她都以“桂妹”相称。
不过王桂荃对此却毫不在乎，让认为梁启超是一个文化人，是为了国家干大事的人，所以王桂荃非常崇拜他。对于名分这件事毫不在乎只要能留在梁家好好照顾他们就行。
梁启超为了改革事业四处奔波，李蕙仙的身体孱弱，是无法为这个家操劳半分的。
这些苦差事便只能全都落到王桂荃一人的肩膀上。王桂荃一个女子，要掌管梁家大大小小的事务，还要尽心尽力教育子女。
有一次，李蕙仙所生的孩子梁思庄和王桂荃亲生的女儿同时染上了白喉。李蕙仙身子弱，没法在医院照顾梁思庄，王桂荃就住到医院衣不解带地守护梁思庄。
但她分身乏术，梁思庄痊愈了，她的亲生女儿却因护理不周夭折了。王桂荃伤心不已，善良的她却没有将这件事怪在孩子身上。这也使得梁思庄和王桂荃的关系十分亲近。
1926年，梁启超因病住院，王桂荃便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为了让他的病快点好起来，王桂荃还跟医生学习饮食调理之法，每日精心为梁启超烹饪药膳。
5年后的深秋，梁启超在临终前拉着王桂荃的手，他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你了。”
王桂荃坚定地回答他：“先生放心，有我呢。”
1941年，梁启超最小的孩子梁思礼告诉王桂荃，自己想去留学。王桂荃变卖家产，东拼西凑为他凑齐了400美元，将他送去了美国。
后来梁启超的孩子们都变成了国家的栋梁，在各行各业都颇有建树，为国家做出了不少贡献。
1967年，步入老年的王桂荃在那个时局动荡的时代里遭受了许多不公的待遇，她最终被迫与孩子们分离，还被遣送到乡下。1968年，她在一间破旧的牛棚里过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3岁。
梁家的子女们知道王桂荃去世后悲痛不已，他们为王桂荃争取到了“夫人”的名分，并称李蕙仙为“太夫人”。
1995年，梁家子女们将王桂荃移葬在了梁启超、李蕙仙合葬墓的旁边。还为她立了墓碑，上刻“王夫人之墓”。为了纪念这位母亲，他们还在墓园里种下了一棵“母亲树”。
虽然一生都没有名分，梁家九子却用行动承认了王桂荃这位母亲。
纵观王桂荃的这一生，她活得平凡，也活得不寻常，她能经受最苦的日子，也能担起很重的担子向前走，是梁家后人应当感恩感谢的人。
在柏杨先生的《降福集》中有这样一句话：“父母真正的恩德在对孩子的养育，那才是报不完的亲情所在。”
身为伟大母亲的王桂荃，让人看到了一位母亲坚韧不屈、无私付出的美好品质，“母亲”两字的千钧重量莫过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