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跟随吴学谦副总理8年的秘书调到地方工作，是什么级别？ “小黄啊，咱们搞外交的，可不能当温室里的花朵。”1983年1月23日上午九点，北京东长安街的外交部大楼里，58岁的吴学谦拍着新上任秘书黄桂芳的肩膀，眼角笑出细密的皱纹。这段对话在黄桂芳的回忆录里反复出现，也成为解读这位共和国第六任外交部长用人哲学的关键切口。 要探究九十年代初黄桂芳外放菲律宾时的职级，必须从这位外交战线 “老水手”吴学谦的用人智慧说起。建国前的上海滩，18岁的吴学谦就敢在日伪银行眼皮底下转移黄金，这份胆识在和平年代转化成了独具慧眼的识人本领。1983年选定黄桂芳当秘书时，他看中的不仅是对方19年的外交履历，更看重这个广东汉子骨子里的务实精神——在乌干达使馆工作时，黄桂芳曾徒步三天穿越战乱区传递重要文件。 吴学谦的办公室永远堆着半米高的外文报刊，每天雷打不动六点开始翻阅。有次值班秘书凌晨四点送来急电，发现老部长已经在批阅文件。 “咱们搞外交的，脑子要像瑞士钟表，分秒不差。”他常把这话挂在嘴边。这种工作节奏感染了整个团队，黄桂芳接手秘书工作三个月，硬是把各国政要的履历背得滚瓜烂熟，连某国总统宠物的名字都记得分毫不差。 要说吴学谦最反感的，莫过于衙门习气。某次部务会上，他当着三十多个司局长的面敲桌子： “有些同志的文件比城墙砖还厚，干货还没芝麻粒大！”这话吓得黄桂芳连夜把汇报材料砍掉七成，从此练就了用三页纸说清复杂外交态势的本事。这种作风在八十年代中英香港谈判时派上大用场，黄桂芳整理的简报总能精准提炼要害，为谈判团队节省了大量研判时间。 在外交部档案室里，至今保存着1985年某次人事讨论记录。当有人提议按资历晋升某处长时，吴学谦用红笔在名单上画了个问号： “该同志三年没出过国门了吧？”转而推荐了刚结束驻外任务的年轻科长。这种用人标准直接影响了黄桂芳，后来他主政菲律宾时，使馆里最年轻的随员才26岁。 1991年春天，当组织谈话说要调黄桂芳去马尼拉，这个48岁的外交官整宿没合眼。清晨站在部长办公室门前，他听见里头传来《参考消息》的翻页声——和八年前初次报到时一模一样。 “舍不得我这老头子？”吴学谦摘下老花镜笑道， “当年周总理派我去非洲，可是连件像样西装都没给准备。”临别时塞给黄桂芳一个旧收音机： “带着它，别落下新闻。” 这个细节后来被菲律宾记者捕捉到。当被问及为何总带着个老式收音机，黄桂芳摸着磨白的塑料外壳说： “这是老一辈外交家的眼睛和耳朵。”就像吴学谦当年带着黄金穿越封锁线，这个收音机成了新时代外交官的精神信物。 赴任前的人事档案显示，黄桂芳此次调动属于正司级干部平调。但鲜为人知的是，组织部原本考虑给他提半级，是吴学谦亲自拦下的： “先去火线淬淬火，金子发光不分早晚。”事实证明这个决定颇具远见，黄桂芳在南海风云诡谲的九十年代成功斡旋中菲渔业纠纷，次年即获破格提拔。 2008年春寒料峭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玉兰还未开放。黄桂芳捧着那个旧收音机站在告别队伍里，听见人群中有年轻外交官低声议论： “听说那位就是吴部长带出来的'铁嘴黄'？”他忽然想起1983年那个清晨，老部长说的那句 “温室里养不出万年青”。此刻收音机里正播报着南海最新动态，沙沙的电流声仿佛穿越时空的应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