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老蒋得意洋洋参观后彻夜难眠，这是为何？ “报告委员长，延安城里连个活物都没有！”1947年3月19日清晨，胡宗南的副官握着电话的手微微发抖。电话那头传来蒋介石沙哑的嗓音：“这不可能！立刻封锁全城！”收音机里正播报着国军“大捷”的新闻，南京街头鞭炮声此起彼伏。这位身着呢子军装的领袖，此刻却站在西安行辕的地图前，指尖划过陕北的沟壑纵横。 当蒋介石踏上延安黄土地时，皮鞋陷进浮尘里足有半寸深。这个被他称作“赤匪老巢”的地方，竟比重庆最破败的贫民窟还要寒酸。抗日军政大学的土墙上，留着用木炭写就的《论持久战》摘抄；毛泽东的窑洞外，三垄茄子苗在春风里倔强生长。警卫员递上当地百姓偷偷塞来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蒋先生若真为百姓好，就该学学毛先生吃南瓜饭。” 八个月前那个闷热的夏夜，王家坪的窑洞里飘着苦丁茶香。警卫员小李红着眼眶收拾文件箱，周恩来掀帘进来时正撞见毛泽东把半包茶叶塞进老乡的粗布口袋。“主席，战士们都说要和延安共存亡。”毛泽东捻灭烟头，笑着拍拍周副主席的肩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老蒋要面子，咱们要里子。”撤离命令下达当天，杨家岭的老乡们把刚磨好的小米装进战士们的干粮袋，村口的老槐树上还留着“保卫党中央”的标语。 胡宗南的装甲车碾过南泥湾的菜畦时，彭德怀正带着教导旅在青化砭的山梁上啃冻硬的窝头。三天前的黎明，他们在羊马河吃掉国军整编135旅。战士们用缴获的罐头盒煮野菜汤，炊事班长老赵边搅铁锅边念叨：“胡长官这是给咱们送年货来了！”西北野战军像条滑不溜手的泥鳅，总能在国军合围前撕开缺口。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冲进延安空城，彭大将军早带着主力转进了安塞山区。 延安天主教堂的彩窗玻璃碎了一地，蒋介石弯腰拾起半块残片。随行的美国记者拍下这个精心设计的镜头：国军统帅在“赤匪巢穴”展现仁慈。可当镜头移开，委员长的手帕却反复擦拭着沾灰的皮手套。更令他不安的是那些躲在门缝后的眼睛——满脸皱纹的老汉、抱着婴孩的妇人，他们的眼神里没有恐惧，倒像在围观耍猴戏。 夜幕降临时分，蒋介石执意要睡毛泽东的土炕。侍从们搬来绸缎被褥，却被他厉声喝止。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月光透过窗纸在墙上投下摇曳的树影。隔壁传来卫兵换岗的脚步声，恍惚间竟似听到有人在哼《东方红》。这位曾在上海十里洋场叱咤风云的委员长，突然想起黄埔军校里那个穿粗布长衫的图书管理员。二十年前在广州，他们也曾举杯共饮，畅谈三民主义。 胡宗南的捷报雪片般飞往南京，但前线的国军士兵正在为抢一头瘸腿毛驴大打出手。整编第1师的少校在日记里写：“共军撤退时连茅厕都打扫干净，我们驻扎三天，街道就臭得进不去人。”而在三百里外的王家湾，毛泽东把最后半碗小米粥推给发高烧的通讯员：“小鬼，吃饱了才有力气看老蒋演戏。”收音机里传来国民党电台的广播，说延安“光复”后百姓箪食壶浆，窑洞里的将领们笑得直拍大腿。 蒋介石离开延安前，特意去看了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夯土墙上的列宁画像被撕去半边，露出底下墨迹未干的《土地法大纲》。随行参谋发现，委座攥着文明杖的指节已经发白。回南京的专机起飞时，他忽然问陈布雷：“当年在永丰舰，总理可曾教过我们怎么和泥腿子打交道？”侍从室主任低头记录的手顿了顿，舷窗外延河水蜿蜒如一道带血的刀痕。 三个月后的沙家店战役，钟松的整编36师被包了饺子。彭德怀给中央的电报只有八个字：“主席料敌，神机妙算。”而在南京总统府，蒋介石把胡宗南的求援电报摔在宋美龄的钢琴上。暮色中的紫金山渐渐模糊，委员长忽然想起延安窑洞外那几株野山杏——不知来年花开时，可还有人记得他驻足时的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