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在做完扁桃体和阑尾手术后，不顾医生多次劝阻，坚持对医生说：“请帮我把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全部拔掉。” 陈菊梅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她的成长背景艰苦但充满奋斗的意味。自年轻时起，她便展现出对生命科学的浓厚兴趣和执着追求。早年间，在肝炎肆虐的医疗大环境下，她选择了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肝炎的研究之中。 肝炎在那个年代是个几乎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许多人因为缺乏及时有效的医疗干预而丧失了生命，这对陈菊梅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她不懈努力的动力源泉。 她深知科学研究的道路布满艰辛。白天埋头实验室，夜晚钻研数据，常常由于全身心投入而忽略了休息和饮食。长期的疲劳和心理压力，使得她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 1972年，年仅47岁的她不得不面对身体给予的警告——扁桃体和阑尾炎症的反复发作，成了影响她生命品质的隐患。手术的决定在当时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意义非凡，也代表了她与疾病作斗争的第一步。 手术后的康复期本应是休养生息的关键阶段，但陈菊梅的思维却依然停留在尚未完成的科研任务中。她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异常焦虑地希望尽快回到实验室。 一边是身体的虚弱，一边是精神的紧绷，在医院的那段日子她甚至试图将科研材料带进病房，可惜未被允许。她将躺在病床上的时间视作时间的巨大浪费。 陈菊梅清楚地知道，体内各类潜在的慢性炎症会拖累她的恢复进程。从扁桃体和阑尾被切除之后，她依然感觉身体存在不适。 她开始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认为牙齿或许是继续引发身体炎症的根源。她认为口腔内的细菌可能是肝脏损伤持续加剧的幕后推手。 当她对医生提出拔除所有健康牙齿的请求时，现场一片哗然。牙齿不仅承担咀嚼食物的功能，它的缺失势必对她的生活质量造成巨大影响。医生和家人都极力劝阻，希望她能够考虑更加温和和渐进的治疗方法。 陈菊梅用坚定的语气回应：“要是能研制出治疗肝炎的方法，就算是把我身上的所有器官都拔掉，我也愿意。”这句宣言不仅体现出她对科研事业的执着，还有对未来患者生命的无私担当。 最后，在反复挣扎与尊重她意愿之间，家人和医生无奈地同意了她的决定。 拔牙手术极其痛苦，从拔除过程中的剧烈疼痛，到随后的口腔不适和生活困难，陈菊梅历经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身心磨炼。 令人为之动容的是，她几乎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在假牙装置初步适应后，迅速回归到实验室工作中去。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科研无止境，责任在身边”。 陈菊梅重返实验室后，工作的状态依然极为紧张忙碌。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患者提及安眠药中的五味子成分能够缓解痛苦，这为她的肝炎研究带来了转机。 她决定深入探索五味子的活性成分及其生物学作用机制。经过数月的实验和数据分析，团队最终实现了突破，肝功能指标中的转氨酶水平被显著降低。 这一发现成为陈菊梅随后研发肝炎新药“肝得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研制过程中，她和团队成员通宵达旦，不断调整配方，优化药效。药物的成功问世，不仅极大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也在医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为中国肝炎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改进。 她没有止步于此。身为团队的灵魂人物，陈菊梅继续带领科学家们攻坚克难。年轻的研究员们受到她精神的激励，在她的指导下成功挖掘出多种潜在活性成分。临床研究的反复验证让新的疗法日趋完善，她的团队逐渐赢得国内外医学界的认可。 在某次重要的国际科学交流会上，陈菊梅慷慨陈词：“肝炎患者的痛苦不能被忽视，我们肩负着研发新药的责任。科学探索没有界限，攻克疾病是无数科研人的共同梦想。”她的话语回响在会场，激励着无数同行。 她的生命轨迹完美地诠释了科研与奉献的双重价值。以拔除健康牙齿为代价换来科研道路上的全力拼搏，最终，她用多项成果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肝炎治疗的历史进程。 年复一年，她的名字和这段令人动容的故事被后人传颂。陈菊梅不仅是肝炎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更是一位以生命捍卫科学理想的传奇女性。 她的奉献精神鼓舞着后继者，让医学事业继续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前进。面对复杂疾病，忠于理想而不畏艰难，是她留给人类最珍贵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