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将所有的驰援的科学家全部撤走，临走前，一位苏联专家悄悄告诉中国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人员：“其实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器研究的关键，即使没有我们...” 柏林大学的银杏叶飘落在实验记录本上时，二十三岁的王淦昌正在验证β衰变能量守恒的难题。 1930年的德国，这位江苏常熟青年在导师迈特纳指导下提出"中子探测"设想，却在两年后与诺贝尔奖擦肩——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沿着他的思路摘得桂冠，命运的齿轮却在此时悄然转动：正是这次"错失"，让王淦昌的名字刻入国际核物理学的记忆。 当1949年归国轮船驶入黄浦江，王淦昌的行李箱里装着两件特殊物品：用蜡封存的宇宙线观测数据胶片，以及美国《物理评论》刊登他"中微子探测方法"的期刊。 这个被九位诺贝尔奖得主验证的理论，此刻化作他献给新中国的"投名状"，在清华大学物理系重建实验室时，他特意将居里夫人画像挂在显眼处，提醒学生"真正的科学在泥土里生长"。 青海金银滩的狂风裹挟着沙粒，1962年的王淦昌正跪在爆轰试验场检查雷管，五十四岁的核物理学家换上工装，带着年轻团队用算盘计算冲击波参数，为验证内爆法可行性，他们连续八个月进行上千次小当量炸药试验，收集的数据手稿堆满三个档案柜。 某次装置意外早爆，他第一个冲进硝烟弥漫的试验坑，用放大镜在碎石堆里寻找失败原因。 莫斯科撤回专家的第137天，二机部办公室的灯光彻夜未熄，王淦昌面对苏联专家带走的铀浓缩设备图纸，带领团队逆向测绘残留的零件。 他们用游标卡尺测量每个齿轮的齿距，在坐标纸上复原三维结构图，最终自主设计出气体扩散机核心部件。 当第一块武器级铀-235在兰州铀浓缩厂诞生时，值班记录本上写着："王京同志要求将纯度再提高0.3个百分点"——这个化名伴随了他十七载春秋。 罗布泊的晨曦染红蘑菇云时，1964年10月16日的冲击波震碎了西方世界的傲慢，王淦昌在距爆心二十公里的观察所举起胶片相机，连续拍摄十二张火球膨胀过程的珍贵影像。 这些记录核反应微观过程的照片，后来成为优化氢弹构型的关键依据，当所有人欢呼雀跃时，他却在笔记本写下新课题："激光惯性约束聚变可行性分析"。 地下核试验场的岩壁渗出冰冷水珠，1976年的王淦昌背着氧气袋深入坑道，六十九岁的他坚持亲自安装电磁脉冲探测器，在花岗岩裂缝中布置四百二十个传感器。 第三次地下核试验取得的数据精度超过前两次总和，为我国核武器小型化奠定基础，完成验收那夜，他在帐篷里用葡萄糖注射液泡压缩饼干，笑着说这是"戈壁滩的下午茶"。 1992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会议室，八十五岁的科学家颤巍巍站起："我建议把激光核聚变纳入863计划。"这份由他执笔的倡议书，最终推动建成年输出能量百万焦耳的"神光"装置。 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他举起珍藏半个世纪的β衰变实验记录本："科学家的战场永远在两个地方——实验室和祖国需要的前线。" 2003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编号14558号小行星命名为"王淦昌星"，这颗运行在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天体，恰似他跨越世纪的科研轨迹：从基本粒子到星辰大海，始终围绕着民族复兴的引力中心旋转。[浮云] （全文综合引用人民网党史频道、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陕西党建网、百度百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