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听说母亲尚在人世，就带妻子回家探亲，回家后，他见原配也在，顿时大吃一惊：“你怎么也在？”
1929年6月的离别早已注定这场人生悖论，当21岁的刘忠接过王四娣缝进衣襟的平安符时，这对新婚夫妇不会想到，苏区的失守将让重逢延迟四分之一个世纪。
据《福建党史月刊》1994年12期记载，王四娣在丈夫随红军转移后，独自承受着白军“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的残酷清剿：她将刘忠的红军军装缝入夹袄躲避搜查，带着婆婆躲进海拔1300米的梅花山岩洞，靠采挖蕨根维系生存。
而彼时的刘忠正经历长征中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作为红一军团侦察科长的他，因未能及时抢占全州导致红军伤亡惨重，这道心理创伤直到1988年接受《解放军报》采访时仍在隐隐作痛。
在南京军事学院筹建工地上搬运砖石的刘忠（1950年）与在才溪村水田插秧的王四娣（1947年），构成中国革命史上最震撼的镜像。
前者指挥62军横扫太原时，后者正用竹篾编织草鞋支援游击队；前者在1955年中南海授衔仪式上接过中将肩章时，后者因长期营养不良患上重度肺病，这种命运分岔在1953年3月达到戏剧性高潮——当伍兰英解下羊毛围巾披在王四娣肩头时，两位女性共同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女性命运的无声注解。
刘忠探亲后实施的“15元赡养机制”，折射出早期共和国对军人家庭补偿的制度探索，这笔相当于当时县处级干部半月工资的汇款，使王四娣终于能购买磺胺药物治疗咳血症状。
而刘忠赠予王四娣之子的金星钢笔，后来成为才溪扫盲班的教具，这支见证过淮海战役作战图签批的钢笔，最终教会327名村民书写自己的名字，这种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的交织，在1968年王四娣临终场景达到顶点：她紧攥的泛黄照片上，24岁的刘忠穿着红军军装的笑容永远定格。
1983年确诊肺癌的经历，让刘忠在301医院病床上重新审视人生，据人民网2018年报道，他在化疗期间坚持口述完成《闪光的足迹》，书中特别增设“后方母亲”章节：“她们用佝偻的脊梁托起革命，却从未被计入任何战报”。
这种迟来的历史正名，与他在湘江战役旧址种下的300株松树形成呼应——晚年的刘忠用17年时间将这片昔日的血色战场变为纪念林，每棵树下的石碑都刻着牺牲侦察兵的名字。
2002年刘忠逝世后，其骨灰盒中除了三枚勋章，还特意放入王四娣缝制的平安符残片，这个细节被军史学家视为中国革命伦理嬗变的重要符号：从纯粹的革命叙事转向对个体命运的人文关怀。
2019年才溪纪念馆数字化工程中，技术团队在王四娣遗留的夹袄夹层发现完整红军帽徽，这种物质载体的重见天日，为理解苏区妇女的生存智慧提供了全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