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近期宣称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试图以“谈判+威慑”策略重构中东战略平衡，但其表态背后隐藏着多重结构性矛盾。 美伊谈判的核心分歧集中在核设施去留问题上：伊朗提出以限制铀浓缩活动换取解除制裁，但美国要求其永久拆除纳坦兹等关键核设施，双方在“和平核权利”与“彻底去核化”之间难以调和。 美国内部分歧加剧了谈判的脆弱性，亲以色列势力通过国会立法设置障碍，要求伊朗必须永久放弃铀浓缩能力，而伊朗国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同样激烈——改革派因经济压力（2024年GDP萎缩6.2%、通胀率85%）被迫妥协，但保守派通过议会和革命卫队释放强硬信号，形成“谈判桌前让步”与“军事威慑并行”的矛盾策略。 地区大国的博弈进一步复杂化谈判进程。沙特、土耳其等国试图通过推动美伊对话换取自身利益，例如沙特希望伊朗在也门问题上让步，土耳其则要求伊朗限制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但以色列的坚决反对成为最大变量。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要求将“伊朗承认以色列生存权”作为协议前提，并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框架施压海湾国家与伊朗切割，甚至可能采取类似2007年“果园行动”的先发制人打击。 与此同时，美国“威慑与对话并存”的策略陷入悖论：向波斯湾增派航母战斗群等军事动作可能激化对抗，而沙特、土耳其等盟友借机扩大自主权（如要求美军常驻红海、在叙利亚北部设立“安全区”），客观上削弱了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 历史经验与现实风险均指向协议的高脆弱性。2015年伊核协议的破裂表明，美国政治周期与伊朗政权更迭可能随时终结协议执行，而当前谈判目标远超2015年范畴，伊朗60%丰度浓缩铀的现实更使“核门槛”问题成为潜在导火索。 即便协议达成，其可能包含的“日落条款”（允许伊朗未来重启铀浓缩）也将为地区安全埋下隐患。本质上，美伊谈判是中东权力格局再平衡的缩影，短期或能缓解海湾紧张，但无法根治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教派矛盾、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领土争端等深层问题。 谈判的最终走向，将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稳定、伊朗政权凝聚力及以色列的战略克制，而任何环节的失控都可能使中东重回对抗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