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教授曾发出疑问：“要是按照当初的设想继续发展，中国的乡村会走向何处？”其实笔者认为，人们对分田到户之所以争论不休，归根结底还是姓“资”姓“社”问题束缚人们的思想。长期以来人们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农业发展方向上，认为只有走农业集体化道路才是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搞分田到户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主义”。后来几经争论，分田到户在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效，消减了人们对包产到户是否可行的疑虑，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分田到户的关注点从“能不能搞分田到户”转向“分田到户姓什么”的问题上。 当时，在中国安徽肥西县一个叫小井庄的普通村庄里，村民们正干着一件看似平常却意义非凡的事。按照传统，农民们要过了正月十五才下地干活，可这一年正月初四，小井庄的田里就已经热闹起来了。人们挥汗如雨地翻着土地，脸上带着既兴奋又忐忑的神情。谁也没想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就是从这样一个个普通村庄的田野上吹起来的。 往前倒推四个多月，1978年9月，山南镇黄花村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当时安徽省正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长江、淮河以外的河流都干得见了底，农田龟裂得像老人的皱纹。区委书记汤茂林召集村干部商量怎么让老百姓吃饱饭，最后想出了个办法：把地"借"给村民种，每人三分地，谁种谁收。对外说是"四定一奖"，其实就是偷偷搞包产到户。 消息传到隔壁的小井庄，村民们胆子更大，直接把地分了。那时候土地干得连牛都犁不动，村民们就一锄头一锄头地刨。一个礼拜下来，硬是种上了70亩小麦和30亩油菜。说来也巧，刚种完就下了两场透雨，庄稼长得特别旺。 就在小井庄人提心吊胆的时候，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做了一件更彻底的事。1978年12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在严立华家按下了鲜红的手印，立下生死状：要是包干到户搞成了，保证交够公粮；要是搞不成，干部坐牢也认了，只求大伙儿把他们的孩子拉扯到18岁。这份后来被称作"大包干契约"的文书，现在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虽然经过考证发现展出的不是原件，但它真实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农民们破釜沉舟的决心。 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山南包产到户的事。会上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万里书记拍板：先在山南公社搞试点，年底看效果，好就继续，不好就收回。他还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就算真走到资本主义路上，我们也有办法拉回来。"这话给改革试水吃了颗定心丸。 其实早在这之前，有些地方已经在悄悄尝试改革了。比如四川广汉的金鱼公社，1978年就开始搞"包产到组"。安徽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的农民，甚至比小岗村还早两个月就按了手印搞包干。只不过小岗村的故事后来传得更广，成了农村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这些农民可能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们最清楚一个简单事实：大锅饭吃不饱，包产到户才能多打粮。小井庄第一年搞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就从往年的八九万斤猛增到十八万斤。小岗村更厉害，一年收的粮食相当于前五年的总和，油料产量是过去二十年的总和。数字不会骗人，老百姓的肚子更不会骗人。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安徽农村热火朝天搞包产到户时，全国上下争论得厉害。有人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说会破坏集体经济。1980年中央召开座谈会，有位老干部痛心疾首地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报纸说了句实在话："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麦收时节到了，万里来到凤阳考察。当他听说小岗村包干到户后粮食产量从3万斤猛增到12万斤时，眼睛都亮了。当地干部还在担心会不会犯错误，万里大手一挥："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吗？翻不了天。"这句话给基层干部吃了颗定心丸。 那些反对的人总爱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可农民们心里清楚，大锅饭吃了三十年，肚子还是饿的。现在地分到手里，干多干少都是自己的，谁还不拼命？小岗村的严宏昌说得实在："过去是队长哨子吹破嘴，社员下地迈不动腿。现在是钟不敲，哨不响，哪个不是天不亮就往地里跑？" 争论归争论，庄稼不等人。到了秋收时节，安徽各地传来一个接一个的喜讯。肥西县山南区的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了三成，油料翻了一番还多。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的社员们交完公粮后，破天荒地家家户户都有了余粮。最让人感慨的是，这些变化不是靠上面下文件、派干部，就是老百姓自己摸索出来的土办法。 那年冬天特别冷，可安徽农民心里热乎着呢。他们知道，地里的庄稼不会说谎，碗里的粮食不会骗人。不管上面怎么争论，老百姓认准了一个理：能让大家吃饱饭的法子就是好法子。这场始于安徽农村的变革，就像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