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王诚汉已经68岁，刚从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离休，按理说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没过几个月，他还在北京医院里打点滴，就接到了一个让他“回炉”的通知：中央让他出任军事科学院的政委。老将本想退下火线，结果又被“点将”上阵，而这封任命书，是邓小平亲自签的。
王诚汉在军里是老红军，打仗有一手，带兵也稳，干过副总参谋长、成都军区司令。他从不讲虚的，干事利落，脾气直来直去。
1985年，中央启动大裁军，要减掉一百万军队编制。他其实是支持的，但成都军区地处西南边境，是要害，他向中央建议这个军区最好别动，最后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
可人家讲道理，虽然军区保下来了，自己却递交了离休申请。他说：“年轻人要上，咱这老骨头得让位。”主动交班，没半句怨言。
离休不久，他住院养身体，忽然接到总政治部的电话，说中央决定让他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问他有没有意见。
他一愣，说：“我都离休了，还让我回去？”那边答：“邓小平点的将。”这话一出，谁还能推？可他还是心里打鼓，说自己岁数大，精力怕跟不上。
这边也没再多说，没几天任命文件就来了，白纸黑字，邓小平亲笔签署。
邓小平为什么非要他？因为军科院当时不太行，说白了就是穷、乱、没头绪。搞科研没人盯着，成果没人管，设备陈旧，干部住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房子。
有的研究员一年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报告。军科院是全军科研的脑子，这个地方搞不好，军队现代化没着落。邓小平看重的是王诚汉这个人，知道他不怕得罪人，整风气有一套，关键还能带队伍。
他接下任命，没开欢迎会，没拍照片，直接上班。第一件事是开了个调研会，把各研究部门叫来，一组一组听他们讲问题。
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三十多页，全是部门编制、经费问题、设备缺口、干部住房、食堂伙食这些实打实的事。他说：“你们写不出东西，不是你们不行，是日子太苦、心不稳。”听完，现场鸦雀无声。
之后他做了三件事。第一，调整科研结构。把原来那种“靠资历吃老本”的研究组解散了，推行“主编主笔制”，谁负责谁写，写不好直接换人。
第二，搞基础设施。他拍板建了新的图书馆、科研培训中心、宿舍楼，全都按现代标准来搞。图书馆一口气订了上千种国内外军事期刊。
第三，动脑筋找钱。他搞了煤矿、炼铁厂，还组织一批技术干部出去承包工程，拿回来的钱补贴给职工。有一年年终，干部补贴从原来几十块直接提到了600块，整个院里炸了锅。
很多人没见过一个将军下班了还去食堂查菜价，去工地看施工。王诚汉穿着旧军装，不坐专车，一辆旧吉普车开几年都不换。
有一次他从训练基地回来，在路上买了几斤西红柿，拎着直接走进办公楼，边吃边和人聊科研。“科研人员不能光熬时间，要出成果。”他经常这么讲。
他还特别重视带人。他提出“老带新”，要求每个高级研究员必须带两三个年轻人，写论文要挂名带徒弟的名字。
这样一来，年轻人有机会出头，老同志也有成就感。他还专门建了北戴河疗养点，说老干部出了那么多力，不能让他们退休就没人管。他亲自安排老干部住房、医疗、探亲待遇，连电热水器都一一过问。
1988年，军衔制恢复。当时很多人觉得王诚汉已经离休，按理不会再晋升。但军委内部讨论后，最终授予他上将军衔。他成了少数在离休后晋升上将的将领之一。
刘华清当时在会议上说了一句：“王诚汉对军科院是立了大功的。”
1990年他第二次离任。这一次是真的退了。他临走时写了个总结报告，一万二千字，交给总政干部部。他说：“我走了，但你们要把这事干到底。”
他回到红安老家，没几年就在乡里建了个老干部活动中心，连门口的砖都是他亲自挑的。他不拿一分钱补贴，和乡干部一起下地调研，看粮食、看村路，搞技术培训。他不摆架子，也不讲大话。
王诚汉这一辈子从战场到书斋，从冲锋陷阵到伏案搞科研，转身转得干脆。他不是理论家，但他让一群搞军事科研的人真把理论落到实处。
他不是经济干部，但他为军科院找钱、建楼、搞后勤，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他说：“干活就得动真格的，不能光喊口号。”
他去世之后，很多军科院的老干部说：“要不是王老那几年带头搞，我们那点研究早散了。”有人说他是老兵的典范，也有人说他是“老炮政委”，性格刚、心眼实。
可在他自己看来，这些年就做了一件事：该出手时就出手，别磨叽。
参考资料 《王诚汉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