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讲，对浩然的各种批判真的只是针对他的作品吗？笔者认为全盘否定《金光大道

实事求是的讲，对浩然的各种批判真的只是针对他的作品吗？笔者认为全盘否定《金光大道》、《艳阳天》，同样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王蒙也感叹：不了解前三十历史的人，读不懂《艳阳天》，也无法理解浩然！在浩然的创作谈中，他多次提及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并直言这种经历对他创作心态和创作情感的深刻影响。他坦言：“作为一个只读过三年半小学，身居僻野山村，连作家名称都不曾听说过的农民子孙，能够爱上写作，能够搞起写作，并以它为终生的职业，如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苦人搞革命，政治上解放，经济上翻身，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1976年，毛主席与世长辞，举国上下陷入巨大悲痛。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作家浩然作为文学界唯一代表入选"治丧委员会"，与开国上将杨成武共同承担守灵重任。这段经历成为浩然人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多次提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领袖的深切缅怀。 守灵期间，浩然主动要求增加值班班次。在9月17日下午3点到6点的第二次守灵时，他静静伫立在灵柩旁，注视着安详沉睡的伟人面容。灵堂里庄严肃穆，前来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许多人哭得几近昏厥。浩然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他常常想起毛主席生前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峥嵘岁月。在守灵间隙，这位作家还抓紧时间为《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审定、抄写了两篇悼念文章，字斟句酌间倾注着无限哀思。 9月18日下午三点，百万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参加追悼大会。浩然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位置恰在华国锋身后。当哀乐响起，全场肃立默哀时，浩然望着广场上如潮的人海，听着华国锋沉痛宣读悼词的声音，内心百感交集。那一刻，他真切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终结。 回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改革让贫苦农民第一次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但新鲜劲儿还没过去，新的问题就冒出来了。那时候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很多家里连像样的农具都没有。遇上个天灾人祸，或者家里有人生病，除了卖东西根本没别的办法。有些人家把分到的桌椅卖了还不够，连房梁都拆下来卖。这种情况让浩然这样的文化工作者看着揪心，他们觉得要是这么下去，用不了几年，农村又得回到解放前的老样子。 1951年中央发了个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文件，算是给这个问题开了个药方。文件里说得明白：光靠一家一户单干不行，得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个思路其实挺实在的，你想啊，张家有牛没犁，李家有犁没牛，要是搭伙干活不就都解决问题了吗？芳草地的故事就是从这种最朴实的互助组开始的。 小说里写的高大泉这个人物很有代表性。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干部，就是个认准了道理就带着大伙儿往前闯的庄稼汉。互助组那会儿，谁家地里活忙不过来，他就招呼组里人去帮忙；后来搞合作社，他带头把自家最好的地拿出来。这些情节看着简单，可都是当时真实发生过的。 不过书里没怎么写的，是合作化过程中遇到的麻烦事。比如有些中农不愿意入社，觉得自家地种得好好的，干嘛要跟别人合伙；还有的社里因为记工分闹矛盾。这些在现实里都真真切切发生过，但《金光大道》主要想表现的是合作化的光明面。 要说浩然为什么这么写，得看他自己的经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最后到公社，《金光大道》把这段历史串成了个完整的故事。虽然书里对合作化的描写带着明显的倾向性，但它确实记录了中国农村那段特殊时期的面貌。现在回头看，书里写的既是历史，也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