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大特务王天木和手下在北平逛妓院时，打死了一个醉汉后装入箱子。案发后，蒋介石大为震怒，下令枪决王天木，戴笠大惊失色，不知如何保全这个心腹的性命。 王天木是特务处天津站站长，为何却在北平出事呢？ 原来，王天木自担任天津站长后，一直为钱的问题而发愁，当时复兴社特务处还不像后来的军统那样经费宽裕，给各站、所拨付的经费，远不够花销。 热河沦陷后，原省主席汤玉麟逃到了天津的租界。汤玉麟在热河敛财颇多，将其大部分提前转移到了天津。 王天木得知汤玉麟到了天津后，决定敲一敲这个“热河王”的竹杠。当然，王天木胆子再大，也不敢直接对汤玉麟下手，否则惊动了南京的蒋介石，那是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王天木派手下绑架了汤玉麟的孙女，索要五万大洋的赎金。汤玉麟心疼孙女的安危，很痛快的支付了赎金。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汤玉麟很快就查到了绑票案的幕后黑手是王天木，但碍于特务处的势力，暂时选择隐忍不发。 拿了这一大笔赎金后，王天木带着几个亲信，去北平逍遥。 这天深夜，八大胡同的一处楼堂内，王天木把玩着翡翠扳指，听着身旁歌女咿咿呀呀的唱段。 一个手下说：“站长，那醉鬼又来纠缠咱们身边的姑娘了。” 不等王天木发话，身旁喝的醉醺醺的王大虎摔碎酒碗，瓷片飞溅在醉鬼脸上。 醉鬼大怒，上前厮打，结果被王大虎等人打翻在地。等王天木上前制止时，发现醉酒之人已被打死。 王天木吓得酒醒了大半，说：“找箱子，把人装进去，然后找个黄包车，快。” 黄包车颠簸在石板路上，王天木等人缩在阴影里数着更夫的梆子声。 当城门楼的近在咫尺时，一队巡逻兵路过，带头的喊道；“停车检查！” 心中有鬼的王天木等人拔腿就跑，车夫一无所知，留下等着检查，结果被士兵翻开箱子，发现了藏在里面的尸体。 王天木等人甩开追捕，逃回天津。到天津后，王天木为了以防万一，对手下说：“通知张家口分站，就说我去执行绝密任务，这段时间谁都不见。” 几天后，《平津日报》头版用特大号字印着 “箱尸奇案”。 天津租界的汤玉麟拍碎紫檀木茶盏，对幕僚冷笑道：“给南京发报，就说天津站的王天木当街杀人。再找报社把王天木的行踪扒出来，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汤某人的下场。” 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将报纸揉成一团砸在桌上，他没想到王天木和手下竟敢在北平公然杀人，闹出了这么大动静。 戴笠气冲冲的给北平站长陈恭澍打电话：“陈恭澍，你立刻在北平找间密室，把王天木给我叫过来，藏在里面，不要让人发现踪迹。听说此事背后和汤玉麟有关，你务必小心。” 听筒里传来陈恭澍无奈的声音：“处长，汤玉麟的人已经在天津站周围盯梢，何况王天木现在行踪不明，怕是不好找啊！” 戴笠说：“给我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要是三天内找不到人，你这个站长也别当了。” 这时副官匆匆进来，递上一份密电。戴笠看完脸色骤变，抓起军帽就往外走：“备车，去见校长！” 老蒋见到戴笠后，将他臭骂一通，然后说：“你亲自去处理此事，将王天木带回南京严惩。” 戴笠一面收拾赶往北平，一面让陈恭澍想尽办法联系王天木。 戴笠到北平后，在北平站的一个密室，见到了王天木。 戴笠恼恨的说：“你绑汤玉麟孙女就算了，居然在北平宪兵队眼皮子底下杀人，胆子也太大了。现在委员长要你项上人头。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整个特务处都要跟着遭殃。” 王天木说：“这本是小事，肯定是汤玉麟在后面搞鬼，我饶不了他。” 戴笠说：“你就不该招惹汤玉麟，这次汤玉麟联合二十多个北洋老人给委员长去电，状告天津站胡作非为，委员长骂了我一个狗血喷头。你说，拿什么换你这条命？” 王天木说：“那就把我送去南京，听候发落。” 戴笠瞳孔骤缩，盯着王天木狼狈的模样，突然笑出声：“你这条烂命，我戴某人要定了。但要是这次保不住你，咱俩都得完蛋！” 三日后，老蒋书房外，戴笠已跪了半个多小时，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淌。 在老蒋态度缓和，让戴笠起身后，戴笠趁机说：“王天木虽有罪，但正是用人之际，恳请校长网开一面！” 老蒋摘下金丝眼镜擦拭，半晌才冷哼：“关入看守所，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踏出半步。要是再有下次，你也别想好过。” 所谓的看守所，其实是特务处的禁闭室。在戴笠的安排下，王天木住的是单间，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定期还可以偷偷出去闲逛。 一年多后，戴笠再次向老蒋求情后，将王天木释放，并委任为特务处西北区区长。 戴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费尽心思救下了王天木一命，王天木却在几年后投靠日伪，成了“76号”的座上宾。王天木投敌后，给军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上海、北平、南京等主要站点遭到近乎连锅端的破坏，军统在这几个地方的活动，几近停顿。 抗战胜利后，王天木四处潜藏，躲避戴笠的惩处。直至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后，在军统老人郑介民、毛人凤的关照下，王天木这才敢公开露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