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五块钱的背心，干着上亿元的大事！”他是中国激光陀螺之父，曾用18个月就破解

“穿着五块钱的背心，干着上亿元的大事！”他是中国激光陀螺之父，曾用18个月就破解了“钱学森密码”，将导弹“指哪打哪”变成现实，美国科学家都无法完成的研究 ，却被他做到了！他就是高伯龙院士。 2017年夏天，国防科技大学医院的病房里传出一声叹息，倚靠病床的高伯龙院士，眼中满是泪水。 这位凭借一己之力将中国导弹精准度推向全新高度的功勋科学家，紧紧握着几十年老搭档丁金星的手，艰难地说：“老丁，新型激光陀螺的研制，我怕是完不成了……” 这句话，不仅沉甸甸地压在丁金星心头，也为高伯龙波澜壮阔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沉重的问号。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见惯风浪的老人，在生命尽头如此不甘？这未尽的遗憾，源于高伯龙倾注毕生心血的事业——激光陀螺。 听着高级，但是说白了就是惯性导航系统的核心，导弹的“眼睛”和“大脑”，导弹威力再大，要是打不准，也就是个乱窜的“铁疙瘩”，没多大用，激光陀螺，恰恰就是赋予导弹精准打击能力的关键。 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率先研究出这东西，一下子让全世界都震惊了：原来导弹还能这么玩！ 于是，各国都憋着一股劲，想在这高精尖领域分杯羹，追赶美国的脚步，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既是迫在眉睫的国防需求，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时光倒回几十年前，高伯龙还是国防科技大学一名理论物理教授，早已颇有建树，可国家需要就是冲锋号。 哈军工的陈赓院长亲自登门，在家中设宴，一句“你不能走啊，咱国家现在需要你搞这个！”高伯龙便义无反顾地从熟悉的理论物理领域转身，扛起了研制中国激光陀螺这面大旗。 1970年，他带着几个年轻人，在国防科大一间食堂改造的实验室里，开启了中国激光陀螺的漫漫征程。 条件差到什么地步？实验室里设备老旧不说，角落里还堆着油盐酱醋——为了抢时间，他们饿了常直接在里面煮面条。 当年还是研究生的张斌头回进实验室，看见这般景象，惊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这是搞科研的地方？怎么还搞起伙夫班了！”   就是在这种连基本科研环境都谈不上的条件下，高伯龙和团队跟时间赛跑，他们心里清楚，中国起步晚，只能加倍追赶。 为了保证激光器检测精度，实验必须在密闭无尘环境下进行，夏天连风扇都不能开，高伯龙和同事们就像在笼子里一样，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有一次，连轴转了十多个钟头，他回到家，脚肿得袜子都脱不下来。 爱人心疼得掉眼泪，劝他：“就不能悠着点干吗？”高伯龙只是笑了笑：“我们起步晚，不抓紧，啥时候能赶上？”   物质匮乏尚能克服，科研路上的理论、技术瓶颈和外界质疑，更是接踵而至。 1975年，全国激光陀螺学术交流会上，高伯龙语出惊人，力排众议，提出中国必须走和当时国内主流不同的四频差动陀螺方案，这观点无异于一颗炸雷，会场顿时炸开了锅，不少人质疑他这是要推倒重来，瞎折腾，但高伯龙没退缩，他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精确演算，硬是说服了在场专家。 为了系统阐述理论，他还亲手撰写了《环形激光讲义》，这本书后来成了中国激光陀螺领域的奠基之作，被誉为行业入门的“圣经”。 在扎实理论指导下，高伯龙带领团队夜以继日攻关，通过复杂的计算和精密设计，终于在1978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高精度激光陀螺样机，精度喜人，为后续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初步成功了，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到了1984年，高伯龙团队的实验室样机在无数次改进验证后，总算通过了国家鉴定，标志着中国激光陀螺研究迈上新台阶。 谁知，就在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美国方面宣布放弃了这种类型的激光陀螺研制，这一下，国内又响起了质疑声：“人家美国都不搞了，你们还搞这个，有意义吗？” 面对这种压力，高伯龙展现了一个科学家卓越的远见和钢铁般的信念，他掷地有声地回应：“外国没有的，我们也可以有。外国搞不成的，我们也未必不行。”他顶住压力，带领团队埋头苦干,功夫不负有心人，1991年，中国终于研制出号称“检测之王”的全内腔He-Ne绿光激光器。 这一重大突破，使中国成为继美、德之后，全球第三个完全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有力地回击了所有闲言碎语。   对高伯龙而言，追赶不是终点，超越才是目标，他深知，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进入新世纪，他带领团队向更高精度发起冲击。 2006年，国内首套使用新型激光陀螺的单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在高伯龙指导下问世，仅仅四年后，技术更复杂、精度更高的双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也顺利研制成功，精度达到国内顶尖！ 高伯龙院士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