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老舍的父亲战死，母亲决定和大姑子一起过。她打牌、吸鸦片，脾气还不好，可是母亲却不生气，还把她供了起来。等她死后，有个远房侄子来争遗产，母亲也不阻止。 在北京德胜门外黄亭子村的土城墙根下，住着一位属正黄旗的满族妇女。她男人在1900年闹义和团那会儿战死了，留下五个没长成的孩子和一个爱抽大烟的寡妇大姑姐。 街坊四邻都管她叫马大姐，其实她连个大名都没留下。 马大姐家那几亩薄田根本养不起牲口。农忙时节她卷起裤腿就下地，抡起锄头跟男人一样使唤。三伏天顶着毒日头翻土，手心里磨出的血泡结成老茧，指甲缝里抠出来的都是黑泥。 她男人活着时候在皇城当护军，每月能领三两饷银，如今人没了，家里连口稠粥都喝不上。 那个抽大烟的大姑姐整天躺在炕上吞云吐雾。纸牌哗啦啦响到半夜，烟枪里的火星子把被褥烫出窟窿眼。街坊都说这寡妇迟早要把家败光，马大姐倒把早饭端到炕头，还特意给卧两个荷包蛋。 有人看不过去劝她："这么伺候着图啥？"她撩起围裙擦擦手："都是苦命人，我男人走了还有儿女，她连个摔盆的都没有。" 洗衣裳是马大姐的主业，每天天不亮就蹲在井台边，两大木盆衣裳泡得发胀。屠户送来的袜筒子黑得像锅底，搁井水里泡三天都沤不臭。 她拿皂角搓出白沫子，指甲盖里渗着血丝。寒冬腊月井水结冰碴子，手泡得通红肿胀，关节疼得弯不了。就这么洗了二十年，硬是把五个孩子洗成了人。 家里最值钱的是口裂了缝的樟木箱子。八国联军打进城那年，洋鬼子端着刺刀闯进来，大黄狗被捅死在门槛上。 马大姐把三岁的老舍塞进破衣箱，自己跪在地上直磕头。等大兵翻完米缸走人，掀开箱盖看见孩子还在喘气，街坊都说这是祖上积德。 过日子全靠她在墙上画"鸡爪子"。东墙划五道是赊烧饼的账，西墙划五道是买井水的钱。卖水的周二爷每送一担水，就用瓦片在土墙上划拉一道。 月底结账时候，马大姐举着油灯数道道，多一道少一道都要掰扯清楚。唯独给大姑姐买烟土的钱，她从没往墙上记过。 最难熬的是过年，白菜猪肉饺子包得菜多肉少，大姑姐咬一口就摔筷子："这是喂牲口呢？"马大姐低头往灶膛添柴火，火星子溅在手背上也不缩。 等孩子们都睡下，她摸出藏在炕席底下的铜板，第二天准能端出碗带油星的炖菜——那是她连夜给人缝寿衣挣的。 1905年冬天大姑姐走了，马大姐哭得比亲姐妹还伤心，把陪嫁的银簪子当了买棺材。出殡那天来了个远房侄子，二话不说就要搬走八仙桌。 马大姐抹着眼泪说："把院里那只芦花鸡也抱走吧，她生前最疼这鸡。"等看热闹的都散了，她才蹲在空荡荡的屋里哭出声——二十年没敢流的眼泪，把补丁摞补丁的衣襟都浸透了。 老舍在《正红旗下》里写过，他娘的手到老都是肿的。这话不假，马大姐给英国人当过洗衣妇，手指头被碱水泡得发亮。 但她收拾的屋子永远窗明几净，掉了漆的桌椅擦得能照人影。最困难的时候，窗台上还养着两盆指甲草，红艳艳地开着。 这位不识字的寡妇有套活命哲学：宁可累死不能饿死，宁可吃亏不能丧德。她教孩子们洗衣裳要搓领口袖口，种地要锄三遍草，做人要"宁折骨头不弯脊梁"。 这话后来都让老舍写进书里，成了北京城老百姓的骨气。 要说这位母亲给儿子最值钱的遗产，还得数她对付日子的那股劲头。老舍在《我的母亲》里回忆，母亲这辈子没说过"累"字，倒是常念叨"勤快人饿不死"。 这话现在刻在丹柿小院的影壁上，来往的游客总要摸一摸那道道砖缝——那里头渗着马大姐二十年的汗碱。 （参考信源：本文主要事实依据老舍《我的母亲》《正红旗下》等自传体作品，参考舒乙著《老舍的关坎和爱好》，历史背景参照《北京地方志·民俗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