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主席将李济深月薪从500元增至1000元。
这一决定在中央引发了议论纷纷。许多领导干部对此表示不解，认为一位副主席的薪酬竟高于主席，是否妥当？毛主席坚定地回应道：“合适，他与众不同。” 李济深，这位国民党资深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是民革的缔造者之一。
早在解放战争前夕，他就与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1949年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表面风光无限的他，却过着清贫的生活。
他定居北京，昔日故居已不复存在，家中二十余口人，包括子女、孙辈、兄弟姐妹以及昔日部下的家属，全靠他一人承担生活重担。
他的儿子李沛钰回忆道，家中常常是粗茶淡饭，父亲的薪水一到手，大部分便用来接济旧部和亲属。
每月初，他们都会仔细核算家用，细致地安排各项开支，从日常饮食到医疗费用、子女学费，每一笔都精打细算。
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跟随李济深起义的旧部，在建国后生活困顿，李济深视其为己任，不分党派，尽力帮助他们。
有一次，一位老部下从广东来信，诉说妻子患病无力医治，李济深虽然自身也捉襟见肘，还是发动家人捐款，最后甚至不得不靠写作稿件来筹措医药费。
他常说：“他们信任我，追随我多年，我不能让他们寒心。” 这并非一句空话，而是他真金白银的付出。 多年来，他一直默默地接济他人，家中的账本上记录着无数笔汇款和物品捐赠的明细。 当时的薪酬制度是按照级别划分的，毛主席每月560元，周总理约500元，李济深之前的薪水也是这个标准，显然入不敷出。
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当有人提出薪酬改革时，李济深积极响应，并建议取消供给制，实行统一薪酬发放，认为同工同酬才是长久之计。
毛主席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李济深的建议“很有现实意义”。 不久后，毛主席便批准了李济深薪酬翻倍的请求，这并非草率决定，而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结果。
据李沛钰回忆，人事部门对此感到意外，甚至向毛主席提出疑问：“这薪酬太高了吧？” 毛主席回答道：“他的情况特殊，应该给予照顾。” 毛主席的考量，不仅在于李济深家庭的经济困境，更在于他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李济深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资历深厚，人脉广泛，抗战时期曾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统领十余万军队。
他是最早公开支持共产党，并积极动员身边人士共同起义的人物之一。 建国初期，统一战线至关重要，像李济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公开支持，为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树立了榜样，起到了关键作用。
因此，毛主席批准提高李济深薪酬，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信号，向所有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传递了一个信息：共产党不仅讲原则，更讲情义。
1954年，李济深在北京医院就医，当时医疗资源紧张，但他却住进了特护病房，并配备了专职医护人员。 即使住院期间，他仍然坚持处理公务，批阅文件。 毛主席得知后，不仅送去营养品，还特意询问他的康复情况。 有人建议降低李济深的待遇，毛主席却说：“人家有贡献，不能忘。” 这体现了另一种政治关怀。
1956年，李济深病重住院，毛主席再次批准为他提供特别医疗保障和专人护理。 他去世后，追悼会规格之高，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悉数出席，足见其地位。 李济深留下的诗句“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真实地反映了他的人生追求和对国家的贡献。
他积极响应工资制度改革，是第一批主动要求取消供给制的人，他说：“我拿工资就够了，无需特殊供给。”
他家中的经济状况确实困难，组织上也不忍袖手旁观，最终通过提高薪酬的方式给予补贴，既维护了体面，又解决了实际问题。 毛主席对此评价道：“李老有觉悟，不容易。”
这次薪酬改革，也为全国范围内的工资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李沛钰还曾提到，他们家经常到月底就断粮，全靠父亲的朋友接济，李济深本人生活简朴，穿着补丁衣服，夏天只穿布鞋，冬天的羊皮袄也缝缝补补。 他从不讲究个人享受，却将所有资源用于帮助他人。 毛主席得知后，说：“我们不能让这样的老同志受委屈。”
毛主席的这一决定，影响深远，不仅解决了李济深家的燃眉之急，也稳定了众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的情绪。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统一战线至关重要，既要政治上团结一致，也要在生活上给予实际帮助。 李济深薪酬的提高，是一个象征，表明共产党重视感情，肯定功劳，尊重老朋友的贡献。
这并非简单的薪酬调整，而是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安排虽然不常见，却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