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一位名叫候礼祥的农民在报纸上看到了杨德志将军的报道，看到这封信后，他激动不已，当即便写了一封信准备寄给他的这位老战友，他没想到邮政部门在审核信件的时候扣押了他的信件。 他从来没有想到，一封再普通不过的信，会改变他此后十年的命运。 1971年初，一个满脸风霜的老人站在济南军区大门外。他两手空空，衣衫陈旧，眼中却闪着坚持的光。他说，他叫侯礼祥，要见杨得志。 哨兵不认识这个人，只看他满脸风尘，也没拿出介绍信，说不出官衔，更不像现役军人。但他说：“我是杨司令的老战友，我有事要找他。”哨兵将信将疑，把情况往上报。没想到，杨得志接到消息后立刻站起身，情绪激动，命人开车去接。 车开到大门口，杨得志一下车就看到了那个站在风中的老人。他愣了几秒，大步上前，两人紧紧拥抱。 在场的人看不出其中曲折，只有杨得志知道，这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曾是并肩出生入死的红军团长。那年他们一起在湘赣边区打游击，一起夜里爬过敌人的封锁线，一起被埋伏过，也一起喝过从山泉里舀出的冷水。他们是战友，更是兄弟。 可谁也没想到，解放后再没有见过他。 侯礼祥的“失踪”，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抗战期间，他接受命令，化名潜入日伪政权内部，任务是打探情报。身份特殊，他不能和原部队联系，也不能暴露真实姓名。一次任务中联络点暴露，他失去组织联系，只能躲进民间，从此下落不明。外界纷纷传言他是叛徒，是汉奸，甚至还有人在内部会上点了他的名字，说他背叛革命，投敌卖国。 组织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档案上打了“失联”，几年后竟成了“叛变”。 他一藏就是十几年，从一个红军团长变成了市井中一个谁也不认识的老工人。解放后，他从南方一路北上，靠在小厂里做工维生。他试图找到原来的同志来证明身份，可名字记得的越来越少，很多人已经牺牲，有的去了远方，有的已经高升。他写过信，写过材料，找过地方干部，没人相信他曾是红军，没人愿意听他讲他那“离奇”的故事。 1961年，他终于在一张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杨得志。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确认了这就是当年那个一起抬担架翻雪山的副营长。他决定再试一次。 他写了一封信，用的是自己真正的名字，详细写了许多他们共同经历的细节。他想，也许老战友还能记得他，也许他能帮自己洗清冤屈。 信写完寄出，可却没能寄到。 那年正是风声紧的时候，信被邮政部门拦下，内容被认定为“别有用心”。于是他被抓了。 调查没有结果，却不能就此放他出来。他被送进了劳改所，一去十年。 那十年，他什么都没留下。只有那封信，一起被装进卷宗，尘封起来。 直到1971年，他才被放出来。他没去别的地方，直接去了济南。他知道杨得志在那，只有他，才可能记得当年的事。 他们见面后没说太多话，只一个拥抱，就都明白了。 杨得志很快安排了专人核查他的经历，调阅旧档案、找回老同志核对。他们翻出了几十年前的命令原件，还有侯礼祥当年被派往敌后的调令，以及潜伏任务的密件。 真相一点点拼出来，所有的质疑都被推翻，侯礼祥终于洗清了冤屈，恢复了名誉。 组织为他平反，那年他已经六十多岁。 他不要补偿，不提待遇，只要一个证明：他不是叛徒，他是红军，是当年亲手埋过战友、亲自带兵冲过阵地的团长。 而那封未寄出的信，也终于回到了他手里，发黄的纸页上，字迹依旧清晰。信里写的是对战友的信任，对组织的信心，还有一句话：“我从没忘过你们，我也希望你们别忘了我。” 多年后，有人问杨得志，那次重逢你们说了什么？ 他只是摆摆手，说：“我们没说什么，该说的都在那封信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