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去开会，萧克对他说：“配枪不错。”于是高志远把手枪交给萧克，谁知萧克却下令：“抓起来，杀了！” 高志远1907年生于河北滦县多余屯村（今滦南县马城镇多余屯村），他出身于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农民家庭，七岁进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尤其崇拜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早年便树立了报国志向。14岁时，由于家庭需要，他不得不辍学务农，承担起家庭责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这一事件对高志远冲击极大。他开始关注抗日救亡运动，并在东北大学学生杨联志的影响下，逐步走上抗日道路。 与许多仅停留在口号宣传的爱国青年不同，高志远更倾向于实际行动。他从基层工作做起，逐步积累军事经验，并在1938年成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司令员，统辖第一路21个大队，共24900人，占当时抗联总兵力的36.8%。 1938年5月，高志远正式担任司令员后，迅速组织部队展开对日作战。7月至9月，他指挥部队三次攻打乐亭，最后一次成功建立联合政府，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当地的统治。 7月21日，他率部解放会城，8月又两次袭击滦县，破坏日军交通线及军事设施，使日军在冀东的部署一度陷入混乱。 这些战绩表明，高志远不仅具备较强的军事指挥能力，而且能够有效组织部队作战，是冀东抗联的核心人物之一。 然而，1938年秋，日军调集重兵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抗联部队被迫西撤平西（今北京西部山区）。 西撤过程中，冀东抗联遭遇严重挫折。由于日军封锁严密，加上后勤补给困难、天气恶劣，部队损失惨重。 原本5万人的队伍最终仅剩2000余人。这一结果并非高志远指挥失误所致，而是多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这次失败对部队士气造成极大打击，部分干部开始质疑高志远的领导能力。 1939年4月27日，冀东抗联在山南村召开会议。会议期间，高志远被指控“勾结吴佩孚，企图投敌”。 尽管这一指控的具体证据已难以考证，但会议当场决定将其处决。这一决定来得极为突然，许多干部和战士感到震惊，因为高志远此前一直是积极抗日的代表人物。 处决高志远后，冀东抗联内部迅速陷入混乱。原本就因西撤损失惨重的部队，此时士气进一步低落，不少战士对领导层产生不信任感，导致大批人员离队。 宋时轮和邓华两位与高志远并肩作战过的战友，对高志远的处决持强烈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即便高志远存在问题，也应由上级组织进行详细调查，而非在会议上直接处决。 他们多次与萧克（时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产生争执，但萧克坚持己见，认为这是维护纪律的必要手段，双方矛盾日益加深。 这一事件的影响远超冀东抗联内部，它不仅削弱了华北抗日力量，也反映出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复杂局面。 一方面，部队需要快速扩张以应对日军压力，但管理经验和政治审查机制尚未完善；另一方面，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与内部矛盾的交织，使得一些优秀将领被错误处置，进一步加剧了部队的不稳定。 高志远的事件并非孤立案例，在抗战初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发展过程中曾多次面临类似问题。 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性，许多军事干部的选拔和审查难以像和平时期那样严谨，导致部分人员可能被错误定性。此外，日军情报系统的渗透也使得一些将领被无端怀疑，甚至遭到清洗。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高志远的被处决折射出抗战时期中共在军事管理、情报甄别乃至组织建设方面的挑战。 尽管这一事件带来了短期内的负面影响，但中共后来逐步完善了相关机制，避免了类似问题的再次大规模发生。 高志远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抗日武装内部矛盾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既反映了抗战环境的残酷性，也揭示了在快速扩张的军事力量中存在的管理问题。 尽管高志远最终被错误处决，但他在冀东抗战初期的贡献不可否认。这一事件的教训，为后来的军事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使得中共在抗战中后期能够更稳健地发展抗日力量。[666] 信源： 《冀东暴动——党史频道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