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女飞行员被派往西北执行机密任务。谁知，刚下飞机，便被拉到照相馆。女飞行员捋捋头发问：干嘛拍我。摄影师严肃道：做遗照。 张连芳，1936年出生在辽宁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那时候，农村日子苦，家里住的是土坯房，门口只有一条泥泞小路。她小时候常光着脚帮父母干农活，风吹日晒让她的皮肤变得粗糙，可她脸上总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村里的小学离家七八里地，她每天早上踩着湿漉漉的草丛去上学，冬天手冻得通红，也舍不得放下课本。学习上，她特别认真，成绩一直拔尖，老师们都说这丫头有出息。 高中毕业时，她面临两条路：公费留学苏联，或者加入空军当女飞行员。去苏联是很多人眼里的好出路，可张连芳偏偏选了空军。她常跟人说：“当兵就要报国，飞上天是我最大的梦。”就这样，她一头扎进了部队，开始了自己的飞行生涯。1958年，她从郑州的运输机部队顺利毕业，正式成为一名飞行员。那年她才22岁，胸前别着毕业徽章，站在队列里格外精神。 在部队里，张连芳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她被分到第十三师，那是个精锐团队。她训练时从不偷懒，穿着厚重的飞行服，满头大汗地爬梯、翻滚，摔倒了就拍拍土接着来。课堂上，她埋头啃书，手指划着图表，一遍遍记要点。第一次摸真飞机的操纵杆，她手抖了一下，但很快就稳住了。她技术扎实，心理素质也硬，一次紧急任务中，飞机遇上强气流，她硬是凭着冷静把机身稳住，安全返航。战友们都夸她靠谱，她也因为表现突出拿了三等功。 1964年初，张连芳接到上级命令，要她立刻前往西北的马兰基地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领导没多说，只告诉她任务保密，可能有生命危险，还要长时间和外界隔绝。她没犹豫，收拾好东西就上了飞机。飞机降落时，外面是茫茫戈壁，风卷着黄沙拍在脸上。她刚下飞机，还没站稳，就被几个人围住，半推半拉地带进了一间简陋的照相馆。 屋子破旧不堪，墙皮都掉得差不多了，桌上摆着台老相机。她习惯性地捋了捋头发，随口问为什么要拍她。摄影师冷冷地回了一句：“做遗照。”她愣了几秒，脑子才转过来。这话的意思太明白了——这次任务，活着回来的可能性不大。她没慌，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腰杆站在那儿。她心里清楚，这趟差事不简单，可她还是选择硬扛下来。 几天后的动员会上，任务内容终于摊牌：驾驶飞机冲进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采集放射性样本。这任务听着就让人腿软，会场里有人小声嘀咕，有人甚至问能不能先回家生个孩子再说。可张连芳没吭声，她站起来表态：“再危险，我也得干好。”28岁的她，没结过婚，还有个等着她的男朋友，但她明白，国家的事比个人的事重。 接下来的10个月，她一门心思扑在准备上。她趴在地图前研究风向和地形，手指在纸上划来划去，直到磨出茧。她还常拉着机械师检查飞机，生怕出一点差错。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的巨响震得地面发抖，蘑菇云冲天而起。她戴上头盔，钻进驾驶舱，手握操纵杆，眼睛盯着前方。飞机冲进云层后，她全凭经验稳住机身，采样设备启动后，她又多飞了一圈，确保数据没问题才返航。 任务结束时，防化兵一测，她身上的辐射值高得吓人。可她不当回事，半年后还主动请命，参加了第二次采集任务。辐射的后果慢慢显现出来——她的头发开始大把掉，吃东西时牙齿松动，连馒头都咬不动。她怀孕两次都没保住孩子，身体也越来越虚。战友劝她歇歇，她摆摆手说：“我扛得住。” 1965年国庆节，她和恋人结了婚。婚礼在部队食堂办，几盘简单的菜，她穿着新军装敬了宾客一杯酒。婚后她两次怀孕都没能留住孩子，第二次流产后，她躺在医院病床上，脸色苍白，手指攥着床单。团领导来看她，她勉强撑起身子说没事。经过调养，她身体好转，1968年生了大女儿，1971年又添了二女儿。 退休前，她在部队又干了13年。每次出任务，她还是第一个到停机坪，检查飞机时弯腰敲敲打打，一丝不苟。1990年，她脱下军装，和丈夫搬到武汉青年路空军军休所安度晚年。新家是老式楼房，阳台上摆着几盆绿植，她常坐在藤椅上逗孙女。饭后，她和老伴沿着小路散步，手里拎着菜，日子过得平静又踏实。女儿们来看她时，她指着墙上的老照片讲当年的事，声音虽轻，却满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