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9日，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老人写信提议，应当设国庆日。毛主席看后立即召开会议，请送施行。并且，国歌的确定，也与这位老人有关。 开国大典过去仅仅八天，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马叙伦因病未能出席政协会议，却委托许广平带去一个深思熟虑的建议：将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这个提议看似简单，实则填补了新生政权的重要象征空白。 当时毛泽东当场表态支持，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通过决议，从此这个日子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决定还包含着与旧时代的切割——用新中国的国庆日取代民国时期的"双十国庆"。 马叙伦与新中国象征的渊源远不止于此，作为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组长，他负责主持国旗、国徽和国歌的征集工作。在数百首应征歌曲中，始终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国歌方案。 眼看开国大典临近，马叙伦在9月25日的座谈会上大胆提议：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这个建议引发激烈讨论，有人认为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合时宜，但周恩来力主保留原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 最终毛泽东拍板定案，这首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战歌，从此成为新中国的精神号角。 马叙伦能担此重任绝非偶然，他的一生就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追求光明的缩影。 1902年因替同学鸣不平被书院开除；五四运动时作为北大教授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1946年率领和平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遭特务殴打，血染衬衫仍高呼反内战口号。 从清末秀才到民主战士，他始终站在时代浪潮的前沿。1945年他创建的民进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同盟者。 最令人动容的是开国大典当天，64岁的马叙伦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自己参与缔造的新中国诞生时，挥笔写下"得宿"二字。 这简短两字凝聚着多少代人的期盼——从《国粹学报》的主笔到教育部部长，从流亡香港到参与建国，这位老人终于见证了心中理想变成现实。 他的家人也同样投身时代洪流：长子代父发电报召回海外子女，幼子放弃学业奔赴解放区，全家人的命运与新中国紧紧相连。 历史往往由细节构成，当我们每年国庆听着熟悉的旋律，看着飘扬的国旗，或许不会想起这些象征背后的人物故事。 但正是像马叙伦这样的建设者，用他们的智慧与担当，在1949年那个充满可能性的秋天，为新中国的集体记忆奠定了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