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大屠杀前夕，罗广斌趁着四下无人，喊住了杀害小萝卜头的凶手杨钦典：“你把我们放了，我们给你作证！”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11月，重庆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白公馆、渣滓洞两地的国民党监狱中，关押着许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和革命人士。 敌人节节败退，内外交困，为了毁灭罪证、清除后患，他们悍然展开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妄图在最后关头用血腥方式挽回颜面。 那时，渣滓洞已经变成死牢，许多被关押的政治犯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直接被拉去枪决，尸体在山谷中堆成一片，白公馆内的气氛也愈发紧张，监狱守卫神情压抑。 狱卒杨钦典是白公馆的排长，军人出身，曾经当过警卫员，因为表现出色，被调入看守岗位，他执行过残酷的命令，也知道这些命令背后隐藏的残酷现实。 他曾亲手杀害年仅八岁的孩子宋振中，这个孩子自幼被关进监牢，生性聪慧，常常读书写字，被大家称为“小萝卜头”。 他死时手中还紧握着半截铅笔，杨钦典执行命令后，整夜无法入眠，那个瘦小的身体和那双没有哭喊的眼睛，一直在他脑中浮现。 杨钦典并非冷血，他是河南农村人，早年家贫，靠一点读书识字的本事，进了军校，后来做了警卫工作，他的父母都在农村，一直盼他有出息，他知道自己今天的位置来之不易，更知道这个职位不是靠良知保下来的。 白公馆的墙壁冷硬，空气中始终弥漫着潮湿和腐臭的味道，每天早上换班时，他看到铁门后那些目光依然坚定的囚犯，心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动摇。 在解放前的几天里，重庆已经进入一触即发的局面，上级突然通知部分看守前往其他区域协助押运任务，白公馆的处决任务留给了少数人。 名单上还有19名未被处决的政治犯，这些人中，有写过报纸的、有教过书的、有搞地下工作的，按指令，他们也将在短时间内“处理完毕”。 那天，天刚擦黑，白公馆内一片沉寂，杨钦典站在走廊尽头，听着远处枪声不断，他知道渣滓洞已经开始动手，他拿着钥匙，心里泛起巨大的挣扎，一边是命令，一边是人命。 他想起那些被自己押送出去的人，有人临走前看了他一眼，没有求饶，只是沉默，他又想起宋振中死前脸上没擦干净的墨迹，心跳开始加速。 终于，他转身走进牢房，一言不发地打开了门，他手脚不快，但很稳，他知道自己正在改变这19个人的命运，也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带着这些人躲过了岗哨的视线，把他们送出白公馆的后门，他没跑，也没藏，不久后，重庆解放，这些获救者中有一人叫罗广斌。 他是革命者，也是一位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出狱后根据在牢中的经历写成了《红岩》一书，揭露国民党监狱的暴行。 新政府成立后，罗广斌等人按当初承诺，为杨钦典出具了证明，说明他曾在关键时刻释放同志，有关部门经过审议，决定不予追究杨钦典此前的罪责。 之后，组织安排他在重庆附近做文书工作，他拒绝了，执意回到河南老家，他搬回破旧的瓦房，带着母亲种田度日。 他没有再穿军装，也没有再提过去的事，村里人知道他曾当过兵，但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直到晚年因病去世。 历史没有忘记罗广斌，他的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也让世人记住了白公馆与渣滓洞的血色岁月，小萝卜头的牺牲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而杨钦典这个名字，则在历史角落中留下了一道难以定义的痕迹。 他既是执行命令的人，也是在最后时刻做出选择的人，他没有被英雄化，也没有被妖魔化，只是留给后人一个问题：人在极端境地之下，还能否保住一点人的样子。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杨钦典的“黑”“红”人生——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