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去世第二天，与鲁迅决裂十三年的弟弟周作人，平静地走上讲台。
秋日的北京，落叶纷飞，鲁迅辞世的消息如同寒流般，席卷着每一个熟悉他的人。就在这悲伤的翌日清晨，周作人却如常地出现在课堂上。讲台上，书籍静静地摆放着，台下学生的目光汇聚成一片。他打开讲稿，朗读着《颜氏家训》中关于兄弟情谊的章节。 讲到中途，他顿住了，眼神凝视着书页，良久才继续。没有人知晓他内心的波涛汹涌，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和兄长已十三年未曾说过话了。
时光回溯到1923年的盛夏，他们同住北京八道湾的四合院。这处宽敞的宅邸是鲁迅购置的，足以容纳整个家族：母亲，朱安，三弟周建人一家，以及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按理说，这是其乐融融的景象，兄弟俩都在北京任教，收入稳定，本该共享天伦之乐，平静的表象下暗藏着裂痕。
羽太信子是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最初是家里的帮佣，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并掌管着这个大家庭的财政。起初，鲁迅并无异议，甚至将薪资都交由她管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家庭开支日渐庞大，自己连日常所需都需精打细算，而羽太信子的消费却越来越高档。虽然鲁迅并未多言，但心中已滋生不满。
最终，矛盾因一件难以证实的琐事而彻底爆发。羽太信子声泪俱下地控诉鲁迅偷窥她沐浴。这指控是否属实，无人知晓，但周作人选择了相信。他愤然写信给鲁迅，要求他以后不要再到后院，并改称其为“鲁迅先生”。鲁迅试图解释，却被周作人转身离去，并被一个铜香炉砸中。兄弟情谊，就此破裂。
此后，鲁迅携母亲和朱安搬离八道湾，独自在砖塔胡同安顿下来。在那里，他邂逅了许广平，并组建了新的家庭，许广平为他生下了唯一的儿子海婴。而朱安则独自留守旧宅，默默地守护着那段破碎的过往。她从未抱怨，从未奢求，只是平静地度过余生，将自己定义为鲁迅的妻子。
周作人则继续着他的学术生涯，翻译、写作、教学，表面上平静如水。但鲁迅去世的第二天，他课堂上的哽咽，暴露了他多年来压抑的情感。
鲁迅去世后，一位外国记者公布了他生前的采访记录。当被问及谁是中国最好的杂文家时，鲁迅回答是周作人。这个消息传到周作人耳中，他沉默良久。或许，那一刻他才明白，即使兄弟反目，鲁迅从未否定过他的才能，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早年，鲁迅对周作人关爱有加，他们一起求学，一起翻译，兄弟情深。1917年，周作人高烧不退，是鲁迅四处筹款，请来德国医生诊治。1920年，周作人再次病倒，鲁迅甚至变卖心爱的藏书为他治病。这份深厚的兄弟情谊，最终却因误会而消逝。
朱安晚年生活清贫，靠变卖鲁迅的手稿维生。许广平得知后，暗中接济。朱安默默接受，继续守护着那间老宅和装着鲁迅遗物的樟木箱，她轻声说道：“大先生的东西，我都收好了。”
晚年，周作人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不再使用“鲁迅”的称呼，而是用“豫才”这个儿时的称呼，字里行间充满了怀念。或许，这便是他最后的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