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陆小曼穷得吃不起鸡蛋时，将唯一的貂皮大衣卖掉，买来几斤大闸蟹，请3个男人到家中大吃大喝。饭后，陆小曼红着脸说：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 她端着茶杯，手指冻得发青，眼神却亮得像夜里苏州河上的灯火。 她早年不顾世俗眼光，为追求爱情不惜离婚再嫁，后来在丈夫遇难后，又和翁瑞午长期相伴，这些选择让她生前身后都伴随着不小的非议。 然而，人都是复杂的，1931年那场突如其来的空难，带走了徐志摩，也像一记重锤砸醒了陆小曼。 徐志摩遇难时，随身携带的一幅陆小曼画的长画卷竟奇迹般完好无损， 这件事对她触动极大，让她痛感自己过往的任性挥霍，痛悔未能珍惜丈夫的期盼。 巨大的悲痛过后，她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脱掉那些艳丽的华服，常年穿着素色衣裳，再次拿起了放下多年的画笔。 画画成了她后半生最重要的精神寄托，是她表达思念、寄托悔恨、也是试图完成亡夫期望的方式，她一头扎进笔墨世界里，这一画，就是二十多年。 岁月的沉淀和内心的煎熬，让她的画风也从早年的清新秀润，渐渐转向一种苍茫深沉的意境，苦心人，天不负，1956年，她的作品终于入选了上海美术家协会举办的画展，这对她是个巨大的肯定。 就在那次画展上，一件小事悄然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时任陈毅同志来参观展览，走到陆小曼的画前，被深深吸引了。 当时在场的画家赵清阁后来回忆，陈毅同志一边仔细看画，一边有点惊讶地自言自语：“这画很好嘛！” 当得知作者就是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时，陈毅很激动，主动上前握手，并告诉大家：“徐志摩是我的老师！” 交谈中，陈毅注意到陆小曼身体瘦弱，穿着也很简朴，明白她生活确实不易，陈毅为人很厚道，也爱惜人才，没过多久，就由组织出面，安排她到上海市政府文史馆工作，有了份稳定的收入来源，1959年，她又开始担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的参事。 有份公职工作，生活是安定了一些，可这份工作，是实打实要干活的，而且对陆小曼自己来说，她也很珍视这个机会，不想辜负组织的信任。 时间到了1961年，上海市委有干部需要出国访问，打算带一些国画作为礼物送给外国友人，这个任务，落到了参事室，具体就交到了陆小曼手上，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接下任务，第一件麻烦事就摆在眼前，请人画画，当时请名家作画，尤其是这种任务性质的，按规矩，总得表示一下心意，这是基本的人情世故。 可陆小曼的日子并不宽裕，她的工资不算高，要应付日常开销，要支付常年生病吃药的大笔医药费，还要照顾一个干女儿的生活，请客送礼的钱，她根本拿不出来。 陆小曼没去找组织诉苦，也没提任何困难，她在家里想了又想，最后看上了一件东西，那是她压箱底多年的唯一一件贵重物品，一件貂皮大衣。 这大衣对她而言，或许藏着许多过往的记忆，也许是仅存的一点体面念想，可为了完成任务，她一咬牙，把大衣卖掉了，用卖大衣的钱，买回了当时非常金贵、膏肥黄满的几斤大闸蟹。 接着，她邀请了三位在画坛很有名气的朋友，唐云、刘旦宅、张正宇到自己家里来，当热腾腾、金灿灿的大闸蟹端上桌时，三位画家朋友都愣住了。 这份心意和担当，让在座的朋友非常感动，饭毕，三位画家二话不说，欣然提笔，唐云画了一片意境幽远的残荷，刘旦宅画了一只灵动可爱的波斯猫，张正宇则画了一只目光炯炯的猎犬，三幅画都成了精心准备的高雅国礼。 事情办成了，陆小曼自己贴进去的那件貂皮大衣的钱，她没跟任何人提起，也没去找公家报销。她觉得这是应该做的，默默承担了下来。 支撑她这么做的动力，不是别的，就是一份对国家的心意，一份朴素的爱国情怀。 这份爱国情怀，其实贯穿在她人生的许多选择中，回想抗战期间，上海沦陷，环境极其恶劣，很多人想方设法离开避难，但陆小曼选择留下来，待在这片生养她的土地上，和同胞们一起坚守，坚决拒绝给侵略者做事。 这份坚守，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应有的民族气节，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她的老家江苏常州站村的陆氏宗祠里，尽管那是个传统上只供奉男性先祖的地方，陆小曼这位女性，却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被后人们破例供奉在了祠堂之上。 评价陆小曼的一生，当然躲不过她那丰富又有些出格的情感经历，她任性过，也大胆地追求过爱情，活得热烈，甚至不顾及世俗眼光。 这些选择，让她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有话题性的奇女子之一，可是，当我们把眼光聚焦到更根本的事情上，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尊严的抉择时，陆小曼的表现却异常清晰和坚定。 她从来没在关乎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动摇过，无论是用画笔描绘祖国山河，还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挺直腰杆，拒绝侵略者的拉拢，甚至在清贫生活中倾尽所有默默为国家出力，她都用行动诠释了自己坚守的底线。 信息来源： 中国新闻网——《美才女陆小曼的凄艳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