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我为大清灭掉了太平天国，不知道能够换来多少年的和平？赵烈文回答道：根据我的观察，不出50年清朝必定灭亡。不管你怎么努力，大厦将倾已是不可避免。 主要信源：（人民网——新华网：追问甲午，没有假如只有知耻而后勇） 同治六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两江总督衙门后院的书房还亮着灯。 曾国藩披着褂子摇着蒲扇，对坐在对面的赵烈文叹气：“京城来信说，大街上白天都有人抢劫，讨饭的妇人连条完整裤子都穿不上。” 烛火噼啪炸了个火星，赵烈文蘸着茶水在红木桌面上写字，水痕还没干透，他忽然抬头：“依我看，大清撑不过五十年了。” 这话像块石头砸进池塘。 曾国藩手里的蒲扇停住，盯着桌上那摊水渍看了好一会儿。 他问朝廷会不会退到江南？ 赵烈文摇头。 曾国藩最后哑着嗓子挤出一句：“我如今只盼自己早点死，免得亲眼看见祖庙倒塌。” 那年赵烈文三十五岁，头发里已经夹着银丝，手指关节因为常年握笔鼓起包。 墙上挂着的地图标着太平军占据的红圈，大部分已经被墨迹涂掉。 十四年前，赵烈文第一次走进曾国藩的军帐。 才二十二岁的青年穿着浆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靴子沾满江西的红泥。 曾国藩递给他两百两银子的聘礼，这个数字足够在乡下买三十亩水田。 他们聊了整夜如何疏通漕运，天快亮时亲兵进来添茶，看见总督亲手往火盆里加炭块。 寻常师爷哪有这种待遇。 当幕僚那几年，赵烈文总随身带着两本书。 一本《资治通鉴》页脚磨得起了毛，空白处挤满蝇头小楷的批注。 另一本日本浪人写的《外史》摊在案头，书里记载着东洋人买西洋火轮造铁甲舰的事。 咸丰十年深秋，赵烈文裹着薄被在船上写日记，笔尖顿在“八股取士如残花败柳”那句话下面。 四十五年后科举制废除的圣旨传到常熟，赵家后人从箱底翻出这页泛黄的纸。 真正让赵烈文看清时局的，是他书房北墙挂的那幅巨大地图。 长江航道被标满代表厘金税卡的三角符号，运河沿岸打着“饥荒”的黑色叉子。 有次河道总督来议事，指着江宁段感叹：“往年漕船排出去二十里，现今收税的哨船倒有三十艘。” 赵烈文用红笔在地图上圈出所有税卡，墨点密密麻麻连成血色的蛛网。 辞官那天下着小雨。 磁州百姓送的“万民伞”靠在衙门回廊里，伞骨还挂着露水。 赵烈文把官印装进榆木匣子，师爷追出来提醒：“抚台大人派了加急文书要留您！” 驿站快马停在二门，鞍鞯上烫着直隶总督衙门的火漆印。 第二天清早，南下的乌篷船离开码头，船头堆着六个装满书的樟木箱。 常熟城里的能静居修了二十二年。 白墙黑瓦围出四亩地，湖石是从太湖底下捞的，榫卯结构的藏书楼做了防虫的夹层。 光绪十二年谷雨，赵烈文在假山顶的茅亭里摆完工酒。 石阶两旁刚移栽的牡丹打了花苞，账房先生小声提醒他积蓄快见底了。 他端着酒盏对暮色里的亭台楼阁笑了笑：“百代光阴不过借住，够放我的书就好。” 那本改变了历史的日记开始于咸丰八年。 粗糙的毛边纸每页写满八百字，从洪秀全起义一直记到光绪朝的新政。 民国二十六年上海沦陷时，租界里的赵家孙女捧着蓝布包袱进当铺。 朝奉捻开封面就摆手：“战乱年月谁收故纸堆！” 最后三百块银元成交，钱庄票号戳着“华兴商号”，那是汪伪政权高官的产业。 青绿色钞纸后来卷进南下台湾的行李箱，1964年影印本在台北面世时，有学者数过被蠹虫蛀穿的页码，正好对应着同治六年的夏夜预言。 宣统三年深秋，武昌起义的烽烟染红长江时，能静居的银杏叶落满庭院。 藏书楼锁眼里插着半截断钥匙，盛宣怀的管家正指挥工人把《二十四史》装箱。 厢房廊下有个石凿的狗食盆，几年前赵烈文去世时，他养的老黄狗绝食死在里面。 风卷起金黄的叶子盖住食盆，像给传奇轻轻盖了层棉被。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