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台湾飞行员江富考，当着蒋介石的面，驾驶C-47运输机向大陆投诚，谁曾

1949年，台湾飞行员江富考，当着蒋介石的面，驾驶C-47运输机向大陆投诚，谁曾想，他启动飞机后，却发现飞机转不了方向，塔台不断向他发起质问，情况十分危急！ （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10月18日的台湾嘉义机场，夜色笼罩着跑道。 四道身影猫腰穿过停机坪，直奔那架刚加满油的C-47运输机。 带头的江富考心跳如鼓，他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此刻蒋介石的专机刚降落，所有警卫都涌向停机坪另一端。 当机械师周震南拧开发动机时，塔台刺耳的质问声骤然响起：“248号！立即停止行动！” “试飞！试飞！” 江富考对着无线电吼出预定暗号，手上却将油门推到底。 这架刚大修完的运输机尾轮突然卡死，在跑道前剧烈扭动。 后头追来的吉普车灯光越来越近，江富考猛抬机头，机身擦着堆满汽油桶的跑道边缘腾空而起。 机舱里，四个男人看着逐渐缩小的地面灯火，终于喘出那口憋了许久的气。 这惊险一幕的伏笔，早在两年前就已埋下。 1947年盛夏的上海，刚执行完运输任务的国民党空军上尉江富考，在霞飞路咖啡馆见到了神秘人物叶文津。 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记者，竟是中共地下党员。 三杯咖啡的工夫，叶文津推过本《人民公敌蒋介石》：“看看你们效忠的是个什么人物。” 书页在江富考手中沙沙作响，他想起昆明航校毕业时“航空救国”的誓言，想起在驼峰航线运输物资的岁月，更想起眼前满目疮痍的国土——原来真正的救国之路在延安。 思想转变带来行动变化。 1949年5月，当解放军逼近上海时，江富考奉命撤往台湾。 飞机在台北落地就被送进维修厂，他却借着探亲名义溜到香港。 在叶家阁楼里，叶文津指着地图上的小红旗：“现在回去，正是时候。” 三天后，江富考出现在广东惠州的山林中，东江游击队负责人握着他的手说：“一架完整的运输机，胜过十万发子弹。” 起义计划在嘉义机场秘密铺开。 同队的陈尚明、石建儒最先响应，机械师周震南更是关键人物——正是他利用检修机会，在10月14日悄悄给248号机加注了八百加仑航空燃油。 但国民党早有防备：跑道堆满油桶，每日两架P-51战机值班，所有飞机抽空燃油。四人小组蹲守多日，终于等到蒋介石出访菲律宾的时机。 当运输机冲破夜色飞向海峡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为躲避雷达，江富考将飞行高度压到距海面仅三十米。 黑沉沉的海浪仿佛随时会扑进舷窗，直到机舱突然剧烈颠簸——他们已进入福建上空。 原计划直飞北京，但油量表红灯闪烁，最终选择迫降南京。 漆黑中的机场误以为是敌机，高射炮弹在机翼旁炸开火花。 危急时刻，地面突然亮起两束车灯，在跑道上划出生命通道。 后来才知，是地下党早已将起义暗号传至南京。 这架编号248的C-47运输机，成为新中国接收的首架国民党起义飞机。 庆功宴上，华东军区首长举杯宣布： “你们带回来的不仅是飞机，更是民心所向。” 为防止国民党报复，飞机连夜转场济南。 而江富考等人的壮举引发连锁反应： 十天后，飞行学员魏昌蜀驾驶教练机穿越台海； 1955年初春，刘若龙、朱宝荣的教练机迫降福建海滩，两人各获千元奖励——这笔钱后来促成重要政策转变。 1955年7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向中南海递交报告，首次提出对驾机起义者实施分级奖励。 毛泽东在报告上挥笔批注：“奖励还应再提高一些”，亲自将最高奖金定为两万元。 新规颁布次年，少校教官黄纲存驾驶AT-6教练机冲破美军监控，迫降福建仙游时，怀揣的正是刊载奖励政策的《人民日报》。 这些起义飞行员最终都加入解放军空军序列。 江富考在东北航校培养出新中国首批运输机驾驶员，1987年入党时，他带的学员已成空军师长。 当年冒险起飞的四人中，周震南后来参与设计国产运-5飞机，陈尚明在西藏航线上飞了三百余次物资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