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夏天的晚上，有一个熟悉的叔叔到我家里和父亲两个人喝酒，当时也

我小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夏天的晚上，有一个熟悉的叔叔到我家里和父亲两个人喝酒，当时也没有什么下酒菜，就从院子里的咸菜缸里捞了几根胡萝卜和白菜疙瘩切了当下酒菜。煤油灯在桌上滋滋冒着黑烟，两个男人的影子在土墙上晃来晃去，父亲粗糙的手掌攥着豁口的白瓷碗，和叔叔碰杯时发出清脆的响声。 那时家里穷，父亲在砖窑厂出苦力，叔叔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我趴在堂屋门槛上偷看，见叔叔从蓝布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粮票：“哥，下个月公社小学招人，你去试试，总比在窑厂强。”父亲灌了口散酒，喉咙里发出闷响：“我这大老粗，拿得动砖头，拿不动粉笔。” 蝉鸣声里，两人的对话断断续续飘进耳朵。原来叔叔家的麦子遭了雹灾，父亲偷偷把自己的救济粮分了一半过去。“你嫂子天天跟我闹，说我胳膊肘往外拐。”父亲嘿嘿笑着，又夹起一块腌萝卜，“咱们兄弟，说这些干啥？”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院子里的月光把两个人的身影拉得老长。叔叔蹲在墙根下，手里捏着根烟，火星明明灭灭：“哥，我想出去闯闯，民办教师工资太低，小娟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父亲猛地站起来，酒气冲天：“去！男人就得出去闯！家里有我照应！” 第二天一早，叔叔就走了。听母亲说，他跟着同乡去了省城建筑工地。从那以后，父亲变得更沉默了。农忙时一个人扛两袋化肥，深夜还在油灯下修补漏风的窗户。有次我发烧到说胡话，父亲背着我跑了三里地去赤脚医生家，回来时布鞋都磨破了底。 三年后的冬天，叔叔突然回来了。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皮鞋擦得锃亮，怀里还抱着台崭新的收音机。院子里的积雪被踩得咯吱作响，叔叔从帆布包里掏出各种糖果点心，塞得我口袋鼓鼓囊囊。但我发现，他看父亲的眼神躲躲闪闪，说话也变得客客气气。 那天晚上，煤油灯换成了亮堂堂的白炽灯。叔叔从皮包里拿出一沓钱：“哥，这是还你的救济粮钱，还有利息。”父亲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粗糙的大手把钱推回去：“说这话打我脸呢！”两人推搡间，收音机“啪”地掉在地上，外壳裂了道缝。 气氛突然变得尴尬。叔叔咳嗽两声，说起自己在省城开了家小饭馆，生意不错。父亲只是闷头喝酒，腌萝卜在嘴里嚼得咔咔响。临走时，叔叔塞给我一本《新华字典》，扉页上用钢笔写着“好好学习”。 后来，叔叔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听村里人说，他娶了城里的媳妇，在繁华地段买了楼房。有一年春节，他开着小轿车回来，西装革履的模样和村里人格格不入。父亲站在门口张望，手在棉袄上擦了又擦，终究没上前打招呼。 变故发生在我上高中那年。叔叔的饭馆因食品安全问题被查封，还欠了一屁股债。讨债的人闹到村里，堵在他家门口骂骂咧咧。父亲知道后，把家里攒了半年的鸡蛋和粮食全卖了，连夜赶到省城。我偷偷跟在后面，看见父亲在叔叔家楼下徘徊了很久，最后把钱塞进门缝里，在寒夜里独自走了三个小时回家。 高考结束那天，我收到叔叔的来信。泛黄的信纸上，字迹依旧工整：“小侄，当年要不是你父亲，我早就撑不下去了。这些年我忘本，总想着出人头地，却丢了最珍贵的东西......”信的末尾，附着一张存折，是他攒的大学学费。 现在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父亲坟前坐坐。坟头的青草一年年疯长，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偶尔遇到叔叔，他已是满头白发，坐在门槛上晒太阳，见我来了，颤巍巍地从柜子里摸出珍藏的糖果。风掠过树梢，恍惚间又回到那个夏夜，两个男人就着咸菜喝酒，说着掏心窝子的话，仿佛岁月从未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