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顾维均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他发现一个怪现象：按国际惯例，若有事交涉，外国大使应主动上门，找驻在国外交部。可是在中国却弄的本末倒置，每次都是外交部秘书主动去外国使馆。顾维均当即下令，以后，必须在自已办公室召见各国使节。 1922年，顾维钧刚当上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就撞上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儿：按国际惯例，外国大使有事得自己跑来外交部谈，可在中国却是反着来，每次都得外交部秘书主动上门到外国使馆。这怪现象背后，是中国在国际上被瞧不起的缩影。顾维钧看不下去，当即拍板：以后所有外交交涉，都得在我的办公室谈，各国使节自己过来。 要说顾维钧这人，真不是一般角色。1888年，他生在上海，家里条件不错，老爸从商人干到银行行长，还当过清政府的税务官。小时候，他读过《论语》那种传统书，后来进了上海英华书院，接触西洋玩意儿。11岁那年，他因为小事被警察抓过，英国同学却没事，这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治外法权的不公平，心里憋了口气。 1904年，16岁的他跑去美国留学，先在纽约库克学院混了阵子，后来进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和国际法，一路拿到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早就对不平等条约有想法。1912年回国，正赶上清朝垮台，中华民国刚起步，他先给袁世凯当外交部英文秘书，靠着流利英语和脑子灵光，很快就冒头了。 1915年，他被派去当驻墨西哥公使，后来改去美国。1919年巴黎和会，他代表中国，要求把山东从日本手里要回来，虽然没成功，但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硬气得很，国内外都给他点赞。1920年，他又去英国当公使。到了1922年，他回国接外交总长的位子，已经是个在国际上混得开的人物了。这背景，给了他足够的底气去整顿外交上的破事儿。 1922年，顾维钧一上任，就发现这怪事：国际上有个不成文规矩，外交交涉时，外国使节得主动找驻在国的外交部。可在中国，列强压根不把这当回事，动不动就让中国外交部的人跑去他们使馆谈。这不是小事，背后是列强觉得中国弱，随便拿捏，压根不把中国当回事。顾维钧琢磨，这不仅丢面子，还让中国在国际上更抬不起头。 他查了下情况，发现这毛病由来已久。北洋政府那会儿，内乱不断，财政也紧巴巴，列强仗着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横行惯了。外交部的人跑使馆，几乎成了常态，连秘书们都习惯了。可顾维钧不干，他觉得这事得改，不然中国永远翻不了身。于是，他直接下令：以后外交事务一律在外交部办公室谈，外国使节必须自己过来，不来就别谈。 这命令一下，第一个撞枪口的，就是新来的日本大使芳泽谦吉。1922年，他到北京上任，按老规矩通知外交部派人去使馆交国书。顾维钧没搭理。日本那边等了几天，没动静，只好派人来问。顾维钧态度很明白：不递国书，就不承认你是大使；不来外交部，就没得谈。日本使馆没办法，最后芳泽谦吉亲自带着国书来了外交部，完成了交接。 这事儿传开后，其他国家的使节也老实了，开始按规矩主动上门。顾维钧这一招，不光是争口气，更是用行动告诉列强，中国不是随便捏的软柿子。这步棋走得巧，既没撕破脸，又立了威，外交部的人都松了口气，觉得总算扬眉吐气了一回。 1922年的这波操作，效果立竿见影。外国使节开始按国际惯例办事，中国在外交场合多了几分尊重。顾维钧的名声也更响了，他没停下脚步。1926年，他当上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忙着废除不平等条约。1928年，跟美国签了《中美关税条约》，拿回了关税自主权，算是经济上迈出一大步。 1931年，日本搞“九一八事变”，顾维钧在国际联盟上拼命喊话，虽然没挡住日本，但让国际社会多少关注了中国的处境。二战时，他在英国、美国当大使，给抗战拉了不少援助。1945年，他还参加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帮中国锁定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子。 战后，他干了十年驻美大使，1957年又去海牙国际法院当法官，一干就是十年。1985年，他在纽约去世，97岁。他这一辈子，见证了中国从弱到强的过程，外交上的成绩，后人没法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