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张学良让王家烈坐他的专机在贵阳上空兜风，可没想到登机后，飞机却直飞武汉，王家烈大呼上当了！ 1935年5月的一个午后，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接到了一个“意外”邀请，东北军领袖张学良笑容满面地说：“王主席，我的专机正好在贵阳，不如上去兜兜风？” 王家烈当时还沉浸在刚才饭局的愉快气氛中，毫不犹豫地跟张学良登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他透过舷窗看着贵阳城渐渐远去，心情还不错。 直到飞行了一个多小时，王家烈才发现不对劲。张副司令，我们不是说在贵阳上空转转吗？“张学良淡淡一笑：“王主席别急，武汉的风景更好看。” 这架专机最终降落在武汉机场，等待王家烈的不是观光游览，而是一纸辞呈。他被要求立即签字，交出贵州省主席和第25军军长的职务。 这场看似突然的“空中旅行”，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有了预兆。 1935年初，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王家烈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全力围剿红军，自己的部队必然损失惨重；如果消极避战，又会被蒋介石问责。 他选择了一个中庸策略：象征性地派兵堵截，既不真打，也不放水，结果红军顺利突破防线，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借机开进了贵阳。 中央军进驻后，王家烈就发现自己成了“客人”，他的部队虽然还挂着第25军的番号，但军饷却被卡得死死的。蒋介石美其名曰”整编“，要求按中央军标准发饷，却迟迟不给拨款。 士兵们饿着肚子，自然怨声载道，有的当面质问王家烈：“军长，这个月的饷还发不发？”更有甚者，见到王家烈连敬礼都懒得敬。 雪上加霜的是，蒋介石开始收买第25军的高层将领，师长何知重和柏辉章相继被拉拢，他们公开闹饷、抗命，让王家烈彻底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 王家烈的夫人万淑芬也感受到了政治风向的变化，她曾经在南京与宋美龄有过交往，这次特意安排贵阳的官眷太太们列队迎接。 结果宋美龄临时以”身体不适“为由取消了行程，台阶上站了一排穿着旗袍的贵妇，等来的却是一句冷冷的推辞。万淑芬当时就明白，丈夫的政治生命可能要结束了。 果然，几天后张学良就出现在了贵阳，他的到来并非偶然，而是蒋介石收权计划的最后一步。 在那个年代，地方军阀想要生存，必须在中央与地方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王家烈显然没有掌握这个技巧。他既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中央抗衡，也没有足够的智慧与中央周旋。 更关键的是，他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部队的绝对忠诚，军阀的权力基础就是枪杆子，一旦连部下都不听话了，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张学良的专机降落武汉后，王家烈被直接送到了国民政府，他在一间办公室里签下了辞呈，正式交出了在贵州的所有职务。 第25军随即被改编为中央军，原来的军官要么被调离贵州，要么被安排了闲职，王家烈本人则被安排到南京“养老”，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蒋介石随后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这位新主席是标准的中央军嫡系，贵州从此彻底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 有趣的是，张学良这次“专机接送”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他自己的命运，一年后的西安事变，他也被蒋介石”请“到了南京，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生活。 回看这段历史，王家烈的遭遇并非个例，民国时期，蒋介石对付地方军阀的套路相当成熟：先断军饷，再收买部下，最后强行调离。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曾面临过类似的困境。 不同的是，李、白有足够的实力与中央讨价还价，龙云有足够的手腕在夹缝中生存，而王家烈既缺实力又缺手腕，最终成了蒋介石“削藩”政策的牺牲品。 这场看似温和的”专机之旅“，实际上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残酷现实：在统一与分裂的较量中，实力永远是最终的决定因素。 王家烈以为自己是在“兜风”，其实是在为一个时代送葬，那架飞离贵阳的专机，载走的不仅是一个地方军阀，更是军阀割据时代的最后残影。 信源： 《民国军事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贵州省政协文史委）、《蒋介石与地方军阀斗争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凝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