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8”淞沪抗战打到最激烈时，日军企图借道法租界，由真如和彭浦，侧击大场，直扑江湾、庙行一线国军后路。如果日军的阴谋得逞，国军处境将极为凶险，抵抗也将因此而瓦解。 杜月笙侦获这一情报后，以法租界公董局华董的名义，邀请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在法国总领事馆开会。会上，面对日本总领事村井的叫嚣，杜月笙猛拍桌子，当场发出了一生中最霸气直白的威胁—— “好，东洋兵可以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管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一句话：只要议案通过，我请日本军队尽量地开来，外国朋友一个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将租界全部毁灭！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此话一出，晴天霹雳，日军两路夹击庙行、江湾国军的计划宣告胎死腹中。当夜，潜伏在法租界的数千日军，趁夜摸黑，悄然撤离。 “两个钟头毁灭租界！” 这是杜月笙在捍卫民族大义时最为霸气的经典时刻，但这只是一个开端，真正的铁血抗战，惊心动魄的大戏还在后头。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杜月笙在送老友许世英赴日交涉时，在码头上表示：“我今年刚五十岁，年富力壮，身体也对付得过去，只要国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杜某人必定万死不辞！” “8·13”淞沪会战开始后，杜月笙与戴笠联手，仅用一个月，就拉起一支一万多人的“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总队”。行动委员会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戴笠则以副主委兼书记长的名义，控制一切。 这支万人队伍，分为五个支队，第一支队长何行健，第二支队长陆京士，第三支队长朱学范，都是杜月笙的得意门徒。 当时，“淞沪别动总队”在南市曾与日军激战数日，为国军大部队的撤退立下了大功，杜月笙最器重的弟子陆京士差点没能回来。 日本人知道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威力，那一阶段，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企图以巨饵诱杜月笙下水，他表示：日本愿意投资三千万元，和杜月笙开一家“中日建设银公司”，日方所以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跟宋子文所办的“中国银公司”别别苗头，抢抢生意。 面对日本人抛出的诱饵，杜月笙不卑不亢地表示：“一个中国老百姓，去跟外国的政府机关合资开办公司，这恐怕有点不合体制。” 见软的不奏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干脆直接登门，向杜月笙发出威胁，“杜先生你既已失去离开上海的一切希望，你就应该彻底而充分地与我们合作。” 面对日本人的飞机整日在空中盘旋监视，杜月笙的态度非常明确，绝不合作，必须走！ 老弟兄张啸林得知杜月笙“不识时务”，跑来质问，“你在香港有田？有地？开有银行？办得有工厂？”杜月笙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中央政府。” 张啸林不死心，又问，“东洋人对于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好处？”杜月笙说，“就算有好处，那也只是毒药。” 与张啸林这次对话结束，意味着兄弟间从此分道扬镳，但杜月笙秉承了一点，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后来张啸林落水，戴笠要制裁，杜月笙夹在民族大义与江湖道义之间，最终选择了默许。 以金蝉脱壳之计，逃离日本人的魔掌，来到香港之后，杜月笙有两个身份，一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第九救济区（粤、桂、闽）；二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利用这两个身份，杜月笙在香港营救了一大批名流大佬，这些人如果滞留内地，落水做汉奸，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然，在香港，杜月笙干成的最轰动的一件事，乃是成功策反了高宗武、陶希圣，对汪精卫造成了重创，说是抗战奇功一件，亦不为过。 杜月笙在香港时，嗅觉异常灵敏，通过关系户，得知高陶对汪精卫有所不满，他立即飞赴重庆，请示老蒋，是否可在这两人身上用功？并表示，他有一个商界的朋友黄溯初，和高陶的交情都很深，而且是高的温州同乡，如有必要，可请他赴沪活动。 江湖传言，为了这事，杜月笙曾两次飞往重庆见蒋，中途曾遭遇敌机。为躲避敌机扫射，杜月笙所乘飞机急坠而下，杜月笙哮喘顽疾发作，几近昏厥，从那以后，就落下了一个致命病根，杜月笙最后的死，跟这次遇险有很大的关系。 在香港期间，杜月笙还有一项抗战业绩，那就是担任“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遥控留沪的恒社弟子以及军统潜伏人员，与日伪展开多轮暗战。 那一时期，日伪高级别人物遇刺，背后多有杜月笙的影子，例如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家仆砍死等等。 更惊心动魄的则是对己方人员的营救，杜月笙的大管家、留沪总联络万墨林曾被76号诱捕，受尽酷刑，不吐一字，堪称杜门铁血硬汉的代表，而杜月笙营救万墨林的过程，亦是一部江湖大片，其中不仅有不惜万金，更有江湖大佬的通天手段。 避居香港期间，杜月笙因为实际扮演着老蒋在港事实代表的角色，又干了那一些大事，汪精卫曾要求76号赴港追杀，日本人更想将其控制住，总而言之，杜月笙周围虽戒备森严，但一直没有摆脱凶险处境。 但那时候的杜月笙，还是江湖势旺，运气旺。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香港沦陷，在这最凶险时刻，杜月笙却提前一步飞去了重庆。杜门中人都说，这是天生异人，福大命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