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袁世凯死后，六姨太叶蓁得到的遗产是，黄金20条，南京半条街的房屋100间和26万元，然而，她去世时，却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躺在又冷又臭的土炕上 一张发霉的草席，一张塌陷的土炕，一盏油灯，一屋子味道冲鼻的潮气，这是叶蓁临终前的世界。玻璃早碎，窗框歪斜，墙角长毛，地板起鼓，风从门缝钻进来，把她包裹在湿冷中。她躺在那里，身下是多年前垒的炕土，边上没有一个亲人。屋里空空的，只有一个旧陶罐装着喝不完的凉水。 谁也想不到，她就是当年袁世凯的六姨太，那个一度手握20条黄金、百间房产、26万元现银的女人。一个按理说可以富贵终老、锦衣玉食的身份，最后却落得这样一副局面。 1916年，袁世凯病死北京。前脚还在筹划称帝，后脚就在国民反弹中憋出病，临死前叹气连连。他一生权谋老练，但没料到自己撒手之后，留下一团财产难题。妻妾众多，子女遍地，人人盯着那堆黄金和地契。 按照当年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批复的遗产执行方案，袁家财产要分给元配夫人、各房姨太以及子女。叶蓁作为六姨太，不是原配，不是妾侍出身高贵的大家小姐，也不是最受宠的那个，但她有孩子，孩子还小，她自己当年也颇得袁家长辈欣赏，所以得到了相当可观的一份遗产。 她的那一份，换成现在的钱，价值惊人。黄金20条按民国时期重量标准计算，约合25公斤以上。现金26万元，放在当年民国市场，普通人一年生活费不过百元，这点数目足够开设十几家银号。南京的那“半条街”也不是空话，是实打实的地契房契，写着她名下的建筑有上百间，分布在闹市口、朝天宫一带。 她一下从袁家庶出姨太变成南京的女业主，口袋鼓鼓，房租稳定，人人都说她命好，嫁得高，分得准。 可惜命好不代表路顺。拿到遗产后，叶蓁搬回南京老宅。一开始，她身边还有袁家安排的管家与仆从，房子有人打扫，账目有人管。南京城里的亲戚也愿意来往，多少看在袁世凯的名头上，捎带着想从她这儿沾点好处。 但这阵风只吹了两年。当年那种“皇亲国戚”的身份并不牢靠，权势一没，关系就散。她自己没经营过生意，也不懂怎么打理钱财，房子要修、租客要管、地契要登记，她统统外包出去。 有人劝她成立信托，把资产交给专业人打理，她不信，说管家会贪；也有人建议她分批卖出房产，拿稳利息，她嫌麻烦，随意出租，租约签得一团糟。碰到不交房租的，她不开口；碰上借钱不还的，她不吭声。金条不知怎么变成了白银，白银又换成了纸币，再之后，纸币就花光了。 最早几年，她还维持着名媛的生活。打扮考究，坐轿子出门，家里时不时请客设宴。但慢慢地，身边的人少了，帮她打理房产的管家换了三波，最后直接卷着租金跑了。她报官没结果，只得自己去追，结果更没底气。 南京那些房产，许多没有完善登记手续，被人霸占或者转租出去。她告不赢，走不动，也不敢硬碰硬，眼看着手里握着几十份地契，收入却一年比一年少。 南京市政厅在1920年代初还主动来函，说她名下的百间老宅久无人管，租户成群，杂草丛生，治安混乱，希望她派人接管。她一看地址，原来是早年父亲遗留下来的一条街，写在她名下，但她早忘了。孙辈那时候刚出生，也无人能管，结果这整片街最后归了城市更新项目，公文通知无人应答，等于变相收归国有。 冬天没炉子，炕塌了就用砖头垫，水管坏了就烧雨水。屋外是杂草丛生的荒地，屋内是潮湿发霉的杂物堆。她偶尔吃点隔壁送来的剩饭，也不抱怨。有人路过看她，问怎么不找孙子接她，她只摇头不说话。 最后那几年，邻里只知道她是个“老姓袁的太太”，没人知道她曾是权贵枕边人。她身上的衣服缝补得数不清，屋子里堆着几只陈年木箱，里面有地契，有照片，有泛黄的信纸，还有两枚锈迹斑斑的银元，和一块发黑的金表。 她就这样躺在炕上，盖着旧棉被，眼睛睁着，不再说话也没人知晓具体哪天离开的。 有人说她死得寂寞，有人说她活该。也有人说，这就是那个时代妾侍命运的宿命。风光时抬进大宅，落寞时躲在破屋。拿到过钱，握住过权，但从未真正拥有主动权。 她的结局，不是孤例，是那一批在庞大权力体系下被“附赠”的女性群像的缩影。她们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一生靠人生活。她们拿到财产，却不知怎么花；拥有房契，却不能保值。她们生前没地位，死后无归处，曾被当作风光的点缀，最后却成了废墟的一部分。 叶蓁那间屋子，后来被拆迁。土炕被铲平，房契被人翻出，但早已作废。她的故事，成了南京坊间一段带着唏嘘的往事。 有人在拆旧墙时找到一个老瓷罐，里面是一封信。落款是“六姨蓁”，写的是：“人过不复回，物失不可再，此身终空老，不知何处归。”字迹潦草，纸张破碎，却看得人心头一沉。 一个曾拥有百间房产、黄金若干的女人，最后只能住在一间没人记得的破房子里，在潮湿的土炕上慢慢老去。这不是戏剧，这是现实。比戏剧更讽刺，比小说更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