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 年，左宗棠收复南疆，在喀什噶尔城下，抓获阿古柏残部俘虏上万人。左宗棠当机立断，下令 “降者亦杀”。消息传出，朝中震动，外人侧目。 中军帐里的油灯将他的影子钉在布满朱砂标记的地图上，望远镜筒上还沾着北疆战场的寒霜。 而此刻，他指尖划过 “哲德沙尔汗国” 的伪都标记，仿佛能透过纸背触到被阿古柏军刀割裂的维吾尔族农民胸膛。 阿古柏入侵那年初春，浩罕骑兵的马蹄踏碎了叶尔羌河的冰面。 这个曾在塔什干市场倒卖马匹的投机者，用英国恩菲尔德步枪的枪口逼着库车百姓改信伊斯兰教，将佛教壁画凿成蜂窝状的弹孔墙。 左宗棠在兰州大营第一次见到被解救的汉族工匠时，那人残缺的手指还攥着半块带 “福” 字戳记的馕 —— 阿古柏士兵用这馕沾着平民的血，在清真寺宣礼塔上画新月标志。 而英国公使威妥玛在给伦敦的信中，竟称这个屠夫为 “进步的穆斯林君主”，字里行间飘着印度红茶的虚伪香气。 朝堂的争论比战场更磨人。李鸿章 “海防为重” 的奏折摊在慈禧案头，墨迹在 “新疆乃化外之地” 处晕开，像极了阿古柏军靴上的血泥。 左宗棠跪在养心殿青砖上，额头磕出的血珠渗进地砖缝：“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京师亦危如累卵！” 他想起二十年前在湘江舟中读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书中 “西域者，中国之屏蔽” 的句子此刻正烙铁般烫着脊梁。 当他以六十四岁高龄抬棺出征时，亲兵看见他马鞍后挂着两样东西：半袋炒熟的青稞，和一份咸丰年间被虫蛀的新疆地图，图中伊犁河谷的标记被手指磨得发亮。 杀俘令的墨迹未干时，喀什噶尔城头的风卷着血腥味灌进湘军士兵的盔甲。 左宗棠站在垛口后，看着阿古柏残兵中那个断了左臂的少年 —— 他怀里掉出的干馕上，“福” 字戳记被血浸透。 十年前，这少年的汉族铁匠父亲被阿古柏砍头时，刽子手用的正是英国制造的军刀。“放了所有能证明被胁迫的平民。” 左宗棠突然下令，声音在喊杀声中裂成碎片，“但那些手上沾血的，一个不留。” 他想起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的旧案，乾隆朝数万清军尸骨在伊犁河谷白得刺眼。 而俄国人正以 “维护边境秩序” 为名屯兵伊犁，望远镜里的哥萨克骑兵军帽上，鹰徽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处决场设在艾提尕尔清真寺前的广场。当鬼头刀扬起时，左宗棠转身走进巷口，靴底碾过一枚阿古柏时期的铜钱，上面 “哲德沙尔” 的伪币字样被踩得变了形。 巷子里，一位维吾尔族老妇人捧着一碗葡萄乾追出来，用生硬的汉语说：“左大人，他们逼我儿子当炮灰……” 她布满皱纹的手心里，攥着儿子临行前塞给她的汉族工匠打的银镯子。 那天最终活下来的，是所有能证明被胁迫的平民，而阿古柏的亲信们，头颅被悬在城头示众，直到鹰隼啄瞎他们的眼珠。 那些眼睛里，还映着英俄领事们在喀什噶尔领事馆里举杯的身影。 杀俘的消息传到伦敦时，《泰晤士报》正在报道左宗棠向汇丰银行借款的 “疯狂举动”。 而此刻，被释放的汉族工匠们正在哈密军垦总局用独轮车推麦种，车辙在戈壁上画出蜿蜒的生命线。 三年后新疆建省那天，迪化城隍庙新挂的对联 “共赏明月只此一轮，同饮黄河无非九曲” 被风吹得哗哗响，落款处 “左宗棠” 三个字的墨痕里，混着当年在喀什噶尔城下溅上的血点。 当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半个世纪后在罗布泊发现左宗棠时期的军屯遗址时，断壁残垣间埋着半张《平定阿古柏战图》。 图中清军士兵背着的粮袋上，“湖南左” 三个字虽已斑驳，却仍像刀刻般挺括。 如今喀什的老茶馆里，说书人敲着醒木讲 “左大帅杀贼留民” 的故事，铜茶炊的蒸汽模糊了墙上的老照片： 1878 年，左宗棠设立的 “义学” 里，维吾尔族学童用汉维两种文字抄写《三字经》，窗外的坎儿井水流过棉田，雪白的棉絮堆得比英俄领事馆的旗杆还高。 而当年被释放的少年后来成了莎车的铁匠，他打制的马掌底部，总会刻上一个微小的 “福” 字。 就像左宗棠当年在杀俘令背面用朱砂笔写的那句批语：“西陲不失，方有民生。此非慈悲，是为大仁。” 参考来源：《左宗棠全集》卷八，《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六·左宗棠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