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湖南长沙，两男子好心，驾驶9座车辆，搭载了14名儿童，从河南南阳送至广东东莞，与务工父母团聚过暑假，每个家长收300元。不料，两男子驾车至长沙高速时被查获，10几个孩子像沙丁鱼挤爆车厢，5个孩子蜷在后备厢铁板上。交警怒吼：这不是帮忙，而是害人，超员77.8%让刹车失灵风险暴增，随时可能发生事故。调查后，交警发现车辆还被非法改装，以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对两男子作出处罚。两男子本以为罚款、扣分就没事了，没想到，交警以两男子涉嫌危险驾驶罪移送警方刑事立案。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7月5日，据扬子晚报报道，司机邢大强于2025年7月1日驾驶一辆核载9人的小型普通客车，车主为赵志明，在湖南华常高速被交警查获。 神奇的是，该车实际载客16人，其中14名为暑假赴广东与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俗称"小候鸟"），另两人为邢大强和赵志明。车辆超员比例达77.8%，超过核定人数7人，且存在两项违法情形： 一是，违法改装，车内加装座椅，后备厢搭建铁板，5名儿童被迫蜷缩在铁板上； 二是，非法营运，车辆为非营运性质，但邢、赵二人向每名儿童家长收取300元至400元费用，从河南南阳运送至广东东莞。 交警当场对超员乘客安全转运，并对邢大强合并处罚，驾驶超员50%以上（未达100%）罚款400元、驾驶证记9分；违法改装罚款，未披露具体金额。 同时，交警除对邢大强、赵志明进行安全教育之外，还告知两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遂移交警方立案。 目前，邢大强、赵志明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评析？ 1、为何严重超员构成刑事犯罪？ 邢大强、赵志明辩称“只是帮老乡带孩子”，但法律不看表面关系，而看行为本质。 其一，收费模式：每人300-400元，从河南到广东跨省运输，已形成营利性服务链条； 其二，对象不特定：运送14名非亲属儿童，符合“承运不特定乘客”的营运特征； 其三，车辆性质：非营运车辆违法载客，恰恰强化了非法性。 其四，通俗理解：如同用私家车跑长途客运，即便自称“帮忙”，收钱即属载客生意。 《刑法》第133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前述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结合司法解释，大型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或者超员15人以上；中型载客汽车，超员80%以上或者超员10人以上；小型、微型载客汽车，超员100%以上或者超员7人以上，属于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 本案中，邢大强、赵志明驾驶车辆核载9人实载16人超77.8%，远超标准。 而且，5名儿童蜷缩后备厢铁板，车辆改装使风险倍增，如后备厢无固定装置，急刹车易被甩出；铁板阻碍逃生通道，事故中易成“铁皮棺材”；超员77.8%导致刹车距离延长近一倍，爆胎风险激增。 二人可能辩解“家长同意超员”，但刑法关注的是对公共安全的放任，二人明知核载9人仍装16人，明知后备厢载人违法且危险，明知儿童无自救能力仍实施严重超载行为。 也就是说，即使家长签订“生死状”，也不能豁免司机对公共安全的刑事责任，正如酒驾者征得乘客同意，出事仍需坐牢。 2、车主未开车为何同罪？ 赵志明若辩称“我只是收钱没开车”，那么，是否意味着赵志明不构成刑事犯罪，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答案：当然不是。 《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从传统的共同犯罪来看，通常两人有共谋的意思，才可能以共犯论处，包括共同主犯，也包括帮助犯、胁从犯等。这意味着，只要赵志明说没有共同实施犯罪，或就可以脱责。 但是，在危险驾驶罪中，尤其是超载行为涉嫌的，除了司机外，对于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只要负直接责任的，也要以共犯论处，这是例外情形。 赵志明作为车主，主动联系家长、收取费用、安排路线，是运输行为发起者；作为车主，其提供改装车辆，加装座椅、铁板，主动制造风险源；现场参与，跟车押运，实时知晓超员状况却未制止；赵志明相当于“幕后老板”，司机只是执行者。 很明显，赵志明虽然不开车，但其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司机邢大强实际上应该也是听取赵志明安排，赵志明负有直接责任，依法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论处。 而且，赵志明每名儿童收费300-400元，是违法活动的直接获利者。若允许其以“未开车”脱罪，将变相鼓励车主组织超员运输后推责给司机，架空法律威慑力。 因此，邢大强、赵志明均可能以危险驾驶罪被定罪量刑，但如两人能够如实供述、认罪认罚，或可争取缓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