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钱学森分到了一辆蓝色轿车，全北京只有2辆，可聂帅得知后却勃然大怒：“赶紧换掉！” 命令传达下去，那辆扎眼的天蓝色普利茅斯轿车很快就从钱学森的生活中消失了，取而代主的是一辆再普通不过的黑色轿车，那种扔进北京城的车流里，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的类型。 负责安排的同志起初还觉得委屈，给国家的大功臣配辆好车，既是尊重，也方便他往返于刚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怎么就错了？ 但后来的事实，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也彻底明白了聂帅的深意。针对钱学森的威胁，从来不是危言耸听。 就在他回国后不久，敌特分子的黑手就悄悄伸了过来。一次是在青海的试验基地，发生了性质极其恶劣的投毒事件。 另一次在北京，同样的阴谋再次上演。若非安保人员警惕性高，后果不堪设想。这还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一辆独一无二的蓝色轿车，对那些潜伏在暗处的眼睛来说，无异于一个移动的活靶子，等于每天都在向敌人报告：“钱学森在这里！” 换掉一辆车看似是生活细节的调整，实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保卫战。 国家为钱学森撑起的，是一把巨大而低调的保护伞。为了确保他的饮食安全，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食品化验室，每一份送上他餐桌的饭菜，都要经过专人检验。 这种级别的安保，在当时，连许多开国元帅都未曾享受过。 能让一位元帅如此小题大做，让一个新生国家以如此规格来保护，钱学森这个名字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这分量首先是美国人给出的认证。当年，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曾放言：“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能让他回中国！”这绝非夸张。 三十多岁的钱学森，已经是世界级的空气动力学权威，麻省理工的硕士，加州理工的博士，师从航空巨匠冯·卡门。 他参与创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喷气推进实验室，那个被他们戏称为自杀小队的火箭研究小组，正是美国太空探索的摇篮。他的大脑里，装着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火箭与导弹技术。 这分量是他自己用长达五年的抗争换来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辞去所有涉密职务，打包好行囊，却迎来了长达五年的软禁。 美国当局用尽手段，试图磨灭他的意志。然而，他们低估了这位科学家的决心。1955年，一封藏在寄往欧洲家信里的求援信，辗转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 信中，他焦急地揭露美国愿回国者皆已放回的谎言，并附上了郭永怀等同样被困学者的信息。这封信成为中美日内瓦谈判桌上，中国最有力的证据，最终敲开了他回国的大门。 当钱学森终于踏上故土，他带回的不只是满腹的知识，还有一股憋了五年的气。 在东北，陈赓大将试探性地问他：“你看，我们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几乎是脱口而出：“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这句掷地有声的反问，点燃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把火。 他随即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这张蓝图直接催生了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也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黄埔军校，而他就是首任院长。 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没有先进设备，他就带着科研人员用算盘和手摇计算器攻克一个个数据难关。 从两弹结合的惊天一击，到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太空歌唱，背后都有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身影。 然而，如果只把他看作一个导弹专家，那就太小看他了。他拒绝了国家给予的远超普通科学家的优厚薪资，主动要求降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平。他要的不是特权，而是一个能安心搞科研的环境。 在他亲手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坚持为学生上课，并倡导科学的民主。他让行政部门给每个办公室都配上黑板，方便随时随地进行学术讨论。 他曾在一份长达800多页的复杂计算手稿的封面上，用红笔写下“Final”（最终定稿），却又在后面俏皮地补了一句“Nothing is final.”（没有什么事情是最终的）。 信息来源：央视网.“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