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进攻桂林暴行杀戮，巨赞法师举起屠刀，手刃了130多个日本鬼子，他

1944年，日军进攻桂林暴行杀戮，巨赞法师举起屠刀，手刃了130多个日本鬼子，他杀红了眼，怒吼道：杀生为护生、斩业非斩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那一年，巨赞法师所在的月牙山寺，早已没有了晨钟暮鼓，只剩下炮弹划破长空的尖啸和残垣断壁的悲鸣。他遣散了僧众，将最后的米粮分给了山下的村民，自己则换上一身粗布短打，消失在桂北的深山密林里。 他藏身的那个小村落，在一个闷热的傍晚迎来了末日。一小队日军带着胜利者的骄狂和烈酒的熏天臭气，闯了进来。 他们砸开村民的家门，抢夺本就不多的粮食，将反抗的男人用刺刀挑翻在地，妇女的哭嚎和孩子的惊叫撕裂了黄昏的宁静。 几个鬼子将村口那尊小小的土地庙当成了靶子，嬉笑着开枪，泥塑的神像瞬间分崩离析。 藏在暗处的巨赞法师，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看到一个日本兵，狞笑着将一个老农的头颅死死按进水缸，直到水面再无一丝波澜。那一刻，他脑中紧绷的经文戒律，瞬间断裂。 他不是方外之人，他首先是个中国人。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入掌心。这片土地上流的血，是他同胞的血，这片土地上响起的哀嚎，是他乡亲的哀嚎。佛若不语，我言！佛若不动，我行！ 夜色降临，那群作恶多端的鬼子在村里的祠堂里醉倒酣睡。巨赞悄无声息地走了出来，他没有敲响铜盆，也没有高声呼喊。他只是挨家挨户，用眼神和最简单的手势，召集起了村里仅存的几个青壮年。 他们的武器五花八门，有砍柴的斧头，有锄地的钉耙，还有几把锈迹斑斑的猎刀。巨赞手里握着的，是一把平日里用来劈开经幡木料的戒刀，刀刃在微弱的月光下，泛着冷冽的寒光。 他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将僧袍的下摆撕开，紧紧缠绕在手上，用最低沉的声音说了一句：“跟我来。” 冲进祠堂的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温文尔雅、讲经说法的学者型高僧。祠堂里混杂着酒气、汗臭和血腥味，火把的光亮将鬼子们酣睡的丑态照得一清二楚。 巨赞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将老农溺死的军曹。戒刀落下，没有丝毫犹豫，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他素白的布衣。 村民们被他的勇悍所感染，也咆哮着扑了上去。那晚的祠堂，成了一座修罗场。巨赞杀红了眼，他手中的刀有了自己的生命，每一次挥出，都带着雷霆万钧之势。 他口中不断念诵的，不是往生咒，而是那句振聋发聩的誓言：“杀生为护生、斩业非斩人！” 他斩的是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业，他杀的是阻止这罪业继续蔓延的魔障。这把刀斩断的不是生命，而是通往更深地狱的因果链条。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人生，才能塑造出这样一位既能坐而论道、又能立地杀佛的传奇人物？ 那时，他叫潘楚桐，江苏江阴一个追求真理的进步学子。他参加革命活动，被特务追捕，被迫逃亡。走投无路之下，他踏入了杭州灵隐寺的山门。 在那里，他遇到了中国近代佛教的革新领袖，太虚大师。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深深影响了他。佛法不应是避世的哲学，而应是改造社会、救济众生的实践力量。 于是，潘楚桐削发为僧，法号巨赞。他并非看破红尘，而是想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勘破这个苦难的红尘。 他天赋异禀，精通佛典，写下数百万字的读经笔记，还掌握多国外语。他本可成为一代佛学宗师，在象牙塔里青史留名。但抗日的炮火，让他无法安坐于蒲团之上。 他意识到，当国之不存，教将焉附？他走出寺院，投身于抗日救亡。 他并非孤身作战。1939年，在南岳衡山，他与演文法师等人，在叶剑英、田汉等我党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这在当时，是振奋人心的创举。 和尚道士们走出宫观寺庙，组建救护队、宣传队。周总理闻讯，挥毫题赠了那句著名的“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为这场特殊的抗争指明了方向。 这八个字精准地概括了那个年代无数爱国僧侣的心声，在国家危难之时，拿起武器是慈悲，在天下太平之后，放下屠刀亦是修行。 他们用行动证明，佛教的慈悲，既有菩萨低眉的柔情，更有金刚怒目的刚猛。理妙法师等僧侣深入敌后，壮烈牺牲，用生命谱写了佛门弟子的家国大义。 当日本投降，山河重光，巨赞法师放下了屠刀。1949年，他作为佛教界的唯一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他后半生致力于佛教的改革与发展，创办《现代佛学》，筹建中国佛教协会，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佛法的传承。 信息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爱国高僧巨赞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