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成都街头，一个便衣公安去烟馆买烟。他看着烟馆老板的样子，心里立刻打了个问号：“这人肯定有问题！” 1949 年 12 月 27 日成都解放后，国民党残留的特务网络仍在暗中活动，1950 年上半年就制造了 37 起恶性案件，纵火、爆炸、暗杀等频发，百姓生活惶恐不安。 1950 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成都东城区暑袜街，高俊峰走进了一家烟馆。他是成都公安局政保处的便衣侦查员，那天穿了件灰布长衫，戴了顶瓜皮帽，看着就像个普通的小商人。 他走到柜台前，把两枚银元轻轻放在桌上，说：“老板，来包‘大前门’。” 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没离开柜台后面的烟馆老板。 那个老板四十岁上下，穿一件藏青色的对襟大褂，鼻梁上戴着眼镜。他坐在藤椅上，双腿并得很拢，腰杆挺得笔直，手里拿着报纸，端端正正举在胸前，一点都不晃。 高俊峰一看这坐姿，马上想起了在八路军教导队见过的那些黄埔军校教官 —— 这绝对不是普通小商贩能有的样子。 老板起身去拿烟，说道：“客官稍等。” 高俊峰注意到，他左手虎口那里有一道暗红色的疤，形状不规则，看着像是被高温烫过留下的。 两人递烟的时候，指尖碰了一下，高俊峰清楚地感觉到，对方的手掌上全是老茧，这种老茧，只有长期握枪的人才会有。 高俊峰随口问了句：“最近生意怎么样？” 老板递烟过来，眼睛飞快地扫了一眼街角的茶馆，又瞥了瞥巷口的修鞋摊，才回答：“托您的福，也就勉强糊口。” 就这个小动作，让高俊峰心里的警铃一下子响了起来 —— 只有那些长期处于警觉状态的特务，才会这么下意识地观察周围环境。 离开烟馆后，高俊峰没走远。他拐进旁边的小巷，掏出钢笔，在烟盒背面飞快地记了起来：“王家宾，男，42 岁，烟馆老板。左手虎口有枪伤疤痕，坐姿像军人，举止很警觉，他老婆说话做事也不像普通人家出身。” 当晚，高俊峰在档案室翻查资料时，一份 1946 年的《昆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人员名册》引起他注意。名册上的王子民，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1946 年 7 月执行任务时左手受重伤留疤，其照片与烟馆老板极为相似，而他正是李闻血案的主犯之一。 为了进一步确认，高俊峰连夜查阅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转发的《李闻血案专案调查报告》。报告里写得很清楚，凶手王子民在案发后化名逃跑了，他的体貌特征和王家宾完全一样 —— 身高 175 公分，左太阳穴有颗黑痣，左手虎口有枪伤疤痕。 随后半个月的侦查中，高俊峰发现烟馆每晚都有神秘人进出，且流水账异常，成本与收入差距悬殊。 1950 年 12 月 15 日深夜，成都市公安局的无线电侦测车在烟馆附近监测到了异常的电波。技术人员分析后判断，这是一部功率不小的发报机在发送密电，而且这个电波的频率，和台湾 “国防部保密局” 的潜伏电台非常像。 差不多同一时间，侦查员们对王家宾的妻子也展开了调查，结果有了重大发现。这个一直说自己是 “书香门第出身” 的女人，真实身份其实是国民党中将吴化文的远房侄女。 她曾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接受过专门训练，最擅长的就是密码编译和情报传递。 1951 年 1 月 10 日凌晨，成都的天还没亮，30 名公安战士荷枪实弹，悄悄把烟馆围了起来。高俊峰一脚踹开烟馆的后门，第一个冲进了后面的密室。 密室里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桌子上放着美式 M1911 手枪、密码本和发报机，抽屉里还藏着一张国民党保密局的委任状，上面清清楚楚地盖着毛人凤的私章。 王家宾看到公安战士冲进来，强装镇定地喊道：“你们这是非法搜查！” 高俊峰拿出那张档案照片，对着他说：“王子民，别装了。1946 年 7 月 15 日，你在昆明指挥特务杀害闻一多先生的时候，想过会有今天吗？” 面对这些铁证，王家宾再也撑不住了，瘫坐在椅子上，把自己的罪行全交代了。他承认自己就是李闻血案的直接执行者，1949 年的时候接到命令，潜伏到成都，目的是建立 “敌后游击根据地”。 而这间烟馆的密室，就是他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络的秘密据点。 1951 年 3 月 21 日，十万群众在成都市人民体育场参加对王子民的公审，他因策划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等罪行被判处死刑，行刑时瘫倒在地，最终伏法。 就像闻一多先生在《最后一次讲演》里说的：“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而那些为了守护真理献出生命的英雄们，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被一代又一代人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