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直言：“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到几年，就会有人会讨小老婆。”不得不说毛主席看问题是真毒辣！ 三年自然灾害时，农村的日子真是难到了家，地里长不出多少粮食，社员们饿得脸都发绿，集体食堂的锅里稀得能照见人影。 1960年夏天，刘少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托邓子恢去农村摸摸实情，邓子恢二话不说，带着工作组就下了乡，江苏、河北、山西、安徽四个省跑了个遍。 他不待在公社办公室听汇报，专往田埂上钻、往农户家里去，掀开人家的锅盖看看煮的啥，攥攥社员的胳膊看看有没有力气。 一路看下来，他心里渐渐有了数：不是老百姓不想干活，是人民公社那套搞法不对劲。 一大帮人在一块儿干活，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肯卖力气？特别是原来的高级社合并成大队后，富队穷队拉平了分东西，富队觉得吃亏，穷队也没干劲。 他跟工作组的人合计，草拟了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主张把分配单位缩小到生产队，谁的队收成好多分点，谁的队没管好就少分点。 1961年春天，广州开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还专门夸邓子恢：“在农村许多问题上，邓子恢同志是正确的。” 散了会，他没歇着，带着人直奔广东、福建，想看看这新条例在基层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在福建龙岩老家，他见集市上冷冷清清，连个卖鸡蛋的都没有，就跟当地干部说：“得让老百姓能自己卖点东西换点钱，市场活了，日子才能缓过来。” 到11月再去，果然见着挑着担子赶集的农户多了，集市上有了吆喝声，空气里都多了点生气。 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过之后，中央开始琢磨农村的症结到底在哪儿，琢磨来琢磨去，觉得是之前的体制变得太急了，农民的好处没保障，谁还愿意好好种地？ 其实早一年夏天，安徽当涂就悄悄搞了包产到户，把地分到户里管，收成多了归自己。 这法子一用，地里的庄稼长得都不一样了，粮食打下来，社员家里的粮缸都比往年满。 邓子恢心里有了底，就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包产到户不是搞资本主义，土地还是集体的，干部还是咱们共产党的人，就是让老百姓干活有盼头，那些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纯粹是怕过头了！” 1962年，他专门找毛主席说这事儿，想让包产到户在更多地方试试。 毛主席听了直摇头：“包产到户几千年前就有了，现在还搞这个？真要是铺开了，过不了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这还叫社会主义吗？” 邓子恢觉得，眼下先让老百姓吃饱肚子最要紧；毛主席担心的是，一旦放开个人经营，社会主义的根基可能会松动。 人民公社那套“大锅饭”，看起来挺公平，其实是养懒人、饿肚子，生产关系早跟不上生产力的步子了。 他觉得包产到户就是给集体经济松松绑，让老百姓在集体的大框架里能多挣点、多存点，这跟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冲突。 毛主席不赞成，也不是没道理，那时候刚从旧社会过来没多久，大家对 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要跟过去的穷日子彻底决裂，集体化就是当时认定的正路。 在他看来，包产到户看着像回到了一家一户种地的老样子，时间长了，肯定有人会因为勤快懒、运气好坏拉开差距。 他怕的不是一时的粮食多少，是怕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慢慢变了味儿，怕贫富差距大了，社会风气也跟着变坏，这心思里藏着对老百姓长远日子的牵挂。 那时候农村最缺的是粮食，社员们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包产到户就像给蔫了的庄稼浇了瓢水，立马就精神了。 可话说回来，要是大家都只顾着自家的几亩地，村里的水渠坏了没人修，机耕道烂了没人管，遇上大旱大涝，单家独户根本扛不住。 后来农村搞规模化种植，还得把土地重新集中起来搞合作社，这也说明毛主席担心的“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不是瞎操心。 到了七十年代末，农村又遇上新难题：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吃了十几年，地里的产出还是上不去，社员们想多挣钱的心思压不住。 这时候再看包产到户，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土地还是集体的，政策还是共产党定的，就是把干活的责任分到户，干得好多得，干得少少得。 这么一来，既保住了社会主义的根，又解开了捆住农民手脚的绳，老百姓的干劲一下子就上来了。 当年的争论，不是谁对谁错，都是想让农村好起来、农民富起来，邓子恢盯着的是“眼下咋能吃饱”，毛主席操心的是“将来会不会走歪”。 当年探的这条路，既要能让地里多打粮，又要能让大家一起富，慢了不行，偏了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