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几万中国人去非洲，为何去了就不想回来？”非洲姑娘阿米娜坐在内罗毕的中餐

“每年有几万中国人去非洲，为何去了就不想回来？” 非洲姑娘阿米娜坐在内罗毕的中餐馆里，搅动着碗里的番茄炒蛋，突然抬头说：“他们在这里，眼睛里有光。” 她的汉语带着斯瓦希里语的调子，却精准戳中了许多中国移民的状态 —— 在非洲，那些在国内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重新找到了舒展的理由。 2013 年，王磊第一次踏上安哥拉的土地时，脚底的黄沙烫得他直跳脚。 作为援建铁路的工程师，他背着塞满方便面的行囊，心里盘算着 “干满两年就回家”。 那时的罗安达街头，尘土里混着柴油味，当地人用生硬的葡萄牙语喊 “中国朋友”，给他递来带着黑斑的芒果。 他听不懂，却记得那双手的温度 —— 在国内的工地，监理的呵斥和甲方的催单像鞭子一样抽着他，而在这里，一句 “慢慢来” 成了最常听见的话。 阿米娜是在工地食堂认识王磊的。她来给母亲帮忙洗碗，看着这个中国男人总在图纸上写写画画，午饭扒两口就跑。 “他说在国内，项目延期一天要罚两万，” 阿米娜擦着桌子笑，“但在这里，他会教我们测量铁轨，说‘安全比速度重要’。” 后来王磊在附近开了家五金店，阿米娜成了他的店员，学会了用计算器算 “成本加利润”，也学会了说 “性价比”—— 这个词在当地还很新鲜，却成了中国商品的标签。 在拉各斯的中国商城里，张梅的服装店挂着印着 “福” 字的 Ankara 蜡染布。 她 2017 年从义乌来，带着三箱样品，本想 “试试水”，结果一待就是六年。 “国内服装店比超市还多，拼价格拼到哭，” 她理着衣服说，“这里不一样，一块花布能卖三个月，当地人夸‘中国设计’时，眼睛亮得像星星。” 隔壁修手机的老李，从前在深圳华强北当学徒，每天被老板骂 “手脚慢”，到了非洲却成了 “李师傅”，黑人工人追着他学焊接，逢年过节还给他送羊腿。 这些变化，阿米娜看在眼里。她的表哥在中资水泥厂上班，从前只会扛水泥，现在学会了操作搅拌机，工资是当地公务员的三倍。 “中国人来之前，我们的路坑坑洼洼，现在高速公路通到了村口，” 她说着指向窗外，一辆中国产的公交车驶过。 车身上印着斯瓦希里语的 “友谊”，“他们不是来抢饭碗的，是带着我们一起造饭碗。” 在基加利的蔬菜大棚里，湖南农民周建国正教卢旺达农户搭滴灌。 他 2019 年跟着农业援非项目来，本想 “指导完就走”，却被这里的土地绊住了脚 —— 火山灰土壤种出来的辣椒辣得烧心，运到刚果（金）能卖三倍价。 “国内大棚卷到用无人机打药，这里人还靠手摘，” 他蹲在菜畦边，手里捏着颗红透的番茄。 “我教他们疏花疏果，他们教我用木薯粉做糊糊，这才叫互相帮衬。” 阿米娜的叔叔是卡车司机，跑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货运线。他总说中国司机 “太拼”，却又佩服他们能在雨季的泥路上开出路来。 “有次陷了车，中国车队的人跳下来铲土，说‘今晚必须到’，” 叔叔喝着啤酒说，“但他们也会在路边帮我们修发动机，不收钱，只说‘都是跑江湖的’。” 这种 “既要效率，也讲情义” 的活法，在当地慢慢传开，越来越多的非洲青年贴着 “向中国师傅学习” 的标签找工作。 留在非洲的中国人，渐渐把日子过成了 “中西合璧” 的模样。王磊的五金店旁开了家 “老王面馆”，早上卖油条豆浆，中午煮非洲式炖菜。 张梅的女儿在当地国际学校上学，说斯瓦希里语和汉语，周末跟着妈妈去批发市场，能用计算器跟印度商人砍价。 周建国的大棚里，挂着 “农业合作示范基地” 的牌子，墙上贴满中非农民握手的照片。 “他们在国内，可能只是‘老王’‘小张’，” 阿米娜望着街上攒动的人群，那里有戴安全帽的中国工人。 有穿西装的非洲职员，还有背着书包的混血孩子，“但在这里，他们是‘王工程师’‘张老板’‘周老师’。” 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像非洲的阳光一样直接 —— 不是老板画的饼，不是 KPI 的数字。 而是实实在在的尊重，是看着自己修的路通车、种的菜丰收、教的人成才时，心里那声踏实的 “值了”。 每年春节，王磊的店里会挂起红灯笼，阿米娜和同事们学着包饺子，面粉沾得满脸都是。 视频里，老家的亲戚问 “非洲那么苦，为啥不回”，王磊指着窗外正在卸货的卡车 —— 那是他卖的钢筋，要去盖当地第一所中学。 “苦不苦，看心在哪里扎根，” 他说，“在这里，我的根能扎进土里，长出东西来。” 阿米娜听懂了这话。她现在在学会计，梦想是进中资公司做财务。 “中国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她翻着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汉语词汇，“其实我们也在‘授’他们 。” 这大概就是答案：不是非洲有多好，而是在这里，中国人的勤劳遇上了非洲的包容，压力变成了动力，生存变成了生活，那些在国内被磨掉的光，又重新亮了起来。 参考来源：《去非洲搞钱的年轻人，攒下人生第一个100万》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