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周总理在大会堂接见外宾时，一颗子弹突然穿进了大会堂，总理十分恼怒，下令十天必须破案，而当凶手被抓获后，总理又为其求情，这是为何？
（信源：《周恩来年谱（1949-1976）》）
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客厅里，外宾的笑声还未散去，一颗子弹悄无声息地钻进玻璃，改变了那天所有人的命运。1966年秋天的北京，空气中还带着初秋的凉意，人民大会堂北侧二楼的会客厅内，周恩来总理正与来访的外国使团畅谈。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窗外长安街的车流稀疏，阳光透过厚重的双层玻璃，洒在红木桌上。
就在气氛最为融洽的时刻，一声轻微的“啪”响打破了宁静。众人循声望去，西北角的玻璃窗上，赫然出现一个圆形小洞，裂纹如蛛网般向四周蔓延。 警卫员小王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扑向窗口，低声喊道：“有情况！”会客厅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警卫们迅速围拢，将总理和外宾护送至安全区域。
现场被封锁，空气中弥漫着不安。公安部的技术人员赶到后，仔细检查发现，一颗5.6毫米的小口径子弹卡在了双层玻璃的夹层中，弹头微微变形，像是被什么阻挡后失去了力道。消息迅速上报，周总理站在窗前，盯着那个小小的弹孔，眼神冷峻：“十天之内，必须查清真相。” 这
不是一件小事。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外交的象征，任何安全漏洞都可能引发轩然大波。更何况，1966年的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氛围敏感，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放大为政治事件。专案组连夜成立，数十名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投入调查。他们从弹道分析入手，测算出子弹来自西北方向，距离约400至600米。这
个范围涵盖了长安街西侧的南长街一带，那里既有部队家属院，也有零星的居民区。 最初，调查组将目光锁定在长安街上。1960年代的北京，私家车稀少，街头多是自行车和公共汽车。专案组调取了事发时段的交通记录，逐一排查了上千辆经过的车辆。司机们被叫来问话，有的还主动打开车厢，接受检查。
警员们甚至趴在地上，用放大镜检查轮胎缝隙，试图寻找弹壳或火药残留。然而，三天过去，毫无线索。长安街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吞噬了所有可能的痕迹。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一个名叫陈建华的年轻民警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蹲在会客厅的玻璃前，盯着弹孔的裂纹，皱着眉头琢磨了整整一夜。
陈建华曾在部队服役，对枪械颇有研究。他发现，玻璃上的裂纹并不像近距离射击那样规整，反而有些扭曲，像是子弹在飞行中受到干扰。他大胆推测，射击距离可能远超最初估计的50米，或许在400米以上。专案组的老专家们起初不以为然——小口径步枪能打穿双层玻璃已属罕见，400米外还能如此精准，简直匪夷所思。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专案组赶到西山靶场，模拟人民大会堂的玻璃结构，用同款捷克造小口径运动步枪进行实验。枪声在靶场回荡，从50米试到500米，弹孔的形状和裂纹被一一比对。当400米距离的射击结果出来时，现场的民警齐齐倒吸一口凉气：弹孔的大小、裂纹的走向，与大会堂的几乎一模一样。
陈建华的推测得到了证实，调查范围迅速缩小到人民大会堂西北方向400至500米的扇形区域。 南长街西侧的一片家属院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这里居住的多是部队家属，院子里青砖灰瓦，平房连着几栋三层小楼，地势略高，恰好符合弹道轨迹。民警们挨家挨户走访，询问是否有枪支使用记录。终于，在一栋楼的传达室里，门房老李指着一支挂在墙上的小口径猎枪说：“这枪是院里的公物，平时孩子们拿去楼顶打麻雀玩。”
他回忆，事发那天中午，确实听到过一声枪响，但没当回事，以为又是孩子们在闹腾。 顺着这条线索，专案组很快锁定了一个名叫小张的少年。16岁的他住在家属院三楼，平日里喜欢爬到楼顶，用猎枪瞄准屋檐下的麻雀。面对民警的询问，小张起初支支吾吾，眼神躲闪。但当父母被叫来，母亲焦急地拉住他的手，他终于崩溃了：“我就是想打只麻雀，没想到子弹飞那么远……”
他低着头，声音哽咽，承认那天中午他确实开了一枪，瞄准的是树梢上的鸟雀，枪口却不小心抬高，子弹越过院墙，穿过长安街，直奔人民大会堂。 真相大白，但更大的难题摆在面前。1966年的政治环境下，“枪击”人民大会堂这样的罪名，足以让小张和他的家庭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专案组将案情上报，周恩来听完汇报，沉默良久。他站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目光落在窗外的梧桐树上，语气平静却坚定：“这孩子是无心的，不能因为后果严重就改变事实本质。”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案件被定性为意外事件。小张接受了严格的安全教育，家属院里的猎枪被集中收缴，楼顶也被禁止随意射击。
那颗卡在玻璃中的子弹，最终被送进公安博物馆，成为安全教育的展品。南长街的家属院依然安静地伫立，院里的老人们偶尔会提起那段往事，感叹命运的无常。周恩来的决断，不仅保住了一个少年的未来，也为那个动荡年代留下了一抹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