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后，12名日军逃到了辽宁太平房火车站躲避，没想到的是，已经投降了，日本兵却依然对中国人进行打骂。 （信息来源：央视新闻---大平房惨案：已降日军仍大批屠杀中国百姓） 1945年8月15日，各国电台同时传出一个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可就在大家放下警惕的时刻，一股残暴的势力正在悄悄逼近，十二个日军逃兵，坐着巡道车闯进辽宁太平房车站，他们全副武装，压根没打算缴械。 他们不只是躲避投降，更像是在“执行一场任务”，其中一人打了车站职工，还强迫站长找吃的住处，第二天，他们打算继续东逃，偏偏遇上一列正常运行的火车。 按铁路规矩，巡道车得让路，可这些日军却凶神恶煞地要求火车倒退，司机李福田哪肯答应？知道日本已经认输，他直接锁死驾驶室不让对方得逞，没想到，日军竟然开枪，打中了他的手臂。 这一下，把人们压抑多年的仇恨彻底点燃了，车上的劳工听见枪响后怒吼起来，七嘴八舌地冲下车，就要跟日军拼命。 警卫队队长于黑子及时赶到，带着几人拔枪回击，很快，十一名日军当场毙命，还有一人趁乱逃脱，可谁都没料到，那一枪之后，竟是一场更大屠杀的前奏。 就在大家以为事情到此为止的时候，一个更黑暗的阴影正在逼近，那名逃掉的日军，不是跑了，而是直奔几十公里外的金岭寺日军驻地。 村民根本没见过这种架势，有人撒腿就跑，他们并没做错什么，但却成了日军“撤退报复”的替罪羊。 日军没有丝毫犹豫，一到站台就开枪，见人就扫射，靠得近的，直接用刺刀捅，而更多人，是被赶到了村南的大树林，然后像待宰的牲口一样，一个接一个被杀。 屠杀进行得异常有条理，从站台到村屋，从树林到炕头，行凶路线明确、手段雷同，完全不像是失控行为，更像一场军事演练。 更恐怖的是，村里的小孩也未能幸免，有一群孩子被抓去站台前排队，每人手里强塞一条毛巾，要他们先“给死去的日本兵洗尸”，洗完了还得抬上车，最后在站台一个个被割去脑袋，说是要“安灵”。 从这一点看，太平房不是单一事件，而像是那段时期“有预谋屠村”的模板之一，这些日军不是撤退时发疯，而是在有计划地清除“眼中钉”。 他们的目标不是军人，而是妇女、儿童、老弱、普通农民，哪怕已经输了战争，也要在离开前，把仇恨撒在无辜人身上，这场猎杀，不只是报复，更像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告别仪式”。 面对突如其来的屠杀，一群本来只想安稳过日子的人，被迫成了时代的牺牲品，站长赵濂铭，本就年近半百，每天只想核对时刻表、安排修轨工，哪怕面对日军也小心维持着车站的运转。 他知道日子不好过，却从没想过事情会突然失控到这种程度，那天，车站血流成河，他没法保护任何人，事后，他主动辞去了站长的职务，回老家种地，不久便郁郁而终。 有些人选择沉默，但有些人挺身而出，王长贵，是铁路线上最年轻的工人，他早早就看出日军不对劲，趁人不注意扳错了道岔，让装甲列车偏离正轨，撞进路基。 这一举动虽未能阻止日军杀戮，但至少给村民争取了一点时间，王长贵没把这事挂嘴边，之后一生默默无闻，连孩子们都只知道他“年轻时扳过轨道”，不知道那是救命的举动。 而最让人心碎的，是那些根本无力反抗的人，寇氏，七个月身孕，只想等丈夫回来后好好过日子，她那天没跑远，只是躲在草垛后，结果还是被日军翻了出来。 他们没有一点人性，当场将她刺死，连孩子都不放过，还有一个年仅十岁的王姓男孩，亲眼看着父亲被刺死。 这不是战争中交火造成的伤亡，而是明知道对方已无还手之力，仍旧将杀意倾泻出来的一种疯狂，站长、工人、孕妇、儿童，他们谁都不是军人，却成了被选中的“血祭”。 太平房这场大屠杀，早已不是个例，那段时间，类似的事情在东北多地同时上演，在黑龙江苇塘沟、吉林老黑沟，人们同样遭遇屠村，一夜之间，街巷里堆满尸体，炕头血迹未干。 这些屠杀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发生在日本投降之后，而且执行过程惊人一致，步步紧逼，手段残忍，从远处射击到逼进屋里砍杀，再到集中人群一锅端，像极了一张早已画好的“清村地图”。 这些日军或许已经明白，回不了家了，他们被击溃、被围堵、被追击，只能把最后的怒火倾泻在手无寸铁的百姓身上。 杀人不是为了胜利，而是出于一种病态的满足感，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他们彻底抛下军纪，只剩兽性。他们不再是“军人”，而是披着军装的屠夫。 让人唏嘘的是，中国官方当时采取的是克制态度，蒋介石对全国发布广播时提出，人民应“不念旧恶”，不要报复普通日本人。 他相信正义已经战胜强权，国家应向前看，可现实是，正义虽然赢了，但罪行并没有随投降而结束，这种割裂让无数幸存者难以释怀——战争结束了，可伤口还在流血。 中国抗战整整八年，2100万人伤亡，经济损失不可估量，这场胜利并不轻松，而在胜利的边缘，像太平房这样的惨案，却成了胜利背后被遮蔽的裂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