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认真阅读《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毛泽东与《人民日报》的关系，往往被说得过于简单，像是领导看报、写稿、题词这种“例行公事”，其实不然。在那段变动频繁、意识形态高度紧绷的年代里，这份报纸早就不止是一张纸那么简单。 它像一根神经，连着领袖的思路，也牵着全国上下的节奏。 更准确地说，是毛泽东用一种近乎雕刻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判断、群众观念、新闻策略，一点点注入了这张报纸的骨架之中，直到它不仅能发声，还能打仗，能立威，甚至能压敌退兵。 这事如果只看现象，是看不出来的。 为什么他会那么执着地审改一篇社论？又为什么他愿意亲自题写一个报头？他平日讲话里那么多“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什么会落在一张报纸上动真格？ 他认定，谁能掌控叙述，谁就能掌控行动。 这也解释了为何他愿意花那么多精力盯着一张日报，每天读、每篇改、每句盯，甚至要求报社的同志“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根据”，这其实已经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重视媒体”，那是一种植入制度内部的关切。 讲到题写报头那几次，其实挺有意思。 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的《人民日报》刚创刊，报社向延安请示说能不能请主席题个字。 这在当时并不稀奇，很多机关报都这么做。 可毛泽东不但答应了，还一口气写了四幅。他没让人替写，也没随便写，而是亲自提笔，一遍遍试。写完还不马上决定用哪幅，圈选了自己最满意的一张，才让报社启用。 这不是一般的题字，而更像是给这张报纸盖了一个“党的正统”章。 从此以后，它不再是某个区域的机关报，而是代表党组织的政治喉舌。 这个“正统”身份没到两年就再次升级，1948年，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变成华北局的机关报，再度向毛泽东请求题字。 他又写了四幅，这一次，后来用的是“集字修饰”的形式，把几幅里的精华整合进现在使用的报头里。 细节不多说，但一个核心事实是，从此开始，《人民日报》逐步被确立为中央权威声音的载体。 再看后来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类文章，全都首发于人民日报，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 毛泽东对报纸的干预从不走形式主义。 他看稿不止看内容，更看逻辑，看语气，看能不能打动人、引导人。他批示过很多文字，有时只改标题，有时整段重写。 人民日报早期的总编辑吴冷西曾写过一件事：1962年，社里写了篇社论准备登，毛泽东看后只说了一句：“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然后亲自改了个标题，说原来的不够明确。 这种“点题式”指导，在他那儿是常规操作。 他从来不相信“自己写完就算”，必须拿出来过一遍政治上的“滤镜”。 有时一篇文章过五六遍，修改多达几十处，就为一句话有没有歧义，一段话能不能激起士气。 他也不是只盯着高层政治动向，很多时候，他更关心小人物的动静。 《人民日报》曾在1951年登过一篇短文，叫《谁是最可爱的人》。当时很多编辑都以为这只是战地通讯中的一篇感人稿子，没想到毛泽东读完后，当即批示“印发全军”。 文章一下子传遍了各大部队，也进入了后来的语文课本，连“最可爱的人”这个说法都变成了固定搭配。他知道一篇文章如果能触动情绪，就能凝聚人心，所以他不光审标题、挑导语，更看重能不能让人看了信服、看了想动。 除了写，还得读。 他不是那种“领袖读读报就完事”的人，他读报是当作工作的一部分。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报，有时边吃早饭边看，有时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 身边的秘书准备好报纸后，他会用红笔划重点，遇到特别重要的会剪下来贴到其他文件里。 哪怕在杭州、庐山度假，随身带着报纸也是常事。 报纸对他来说，不只是“了解情况”的工具，更是“统一思想”的凭据。 看一眼标题，他能判断现在哪部分宣传做得不到位，看几段新闻，他能判断哪些政策贯彻得不深。 他要求报纸成为现实的镜子，而不是幻想的展板。 有一回，他在杭州休养，摄影师吕厚民说想拍几张他工作的照片。 毛泽东听后笑着答应了。 第二天，吕厚民带着相机过去，只见毛主席正在办公桌前写毛笔字。 写完后，他又拿起桌上的《人民日报》翻看。吕厚民赶紧按下快门，这才拍下了那张如今悬挂在人民日报社大厅的照片。 照片中，毛泽东低头专注看报，神情淡定，这不是摆拍，而是他真实的日常工作状态。 还有一张照片，是他在双清别墅的六角红亭里，读着人民日报号外。 那天是1949年4月，南京刚刚解放，他一边踱步，一边作诗，嘴里念着“钟山风雨起苍黄”，忽然秘书送来一张号外，说是南京正式进入我军。 他还推动过一次非常“前卫”的尝试。 70年代初，看到国外已经开始出版彩色报纸，他随口问了一句：“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出？” 终于在1974年元旦，印出了中国第一张彩色报纸。 不是为了美观，也不是噱头，而是他一直有一个想法：中国自己的宣传，也要走在时代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