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6年，投降元朝的大将吕文焕质问被俘的文天祥："我死守襄阳6年，丞相为何还骂我是乱贼？"文天祥盯着他，一字一句说："大宋将亡，你是罪魁祸首！你不是乱贼，还有谁是？连三岁小儿都骂你，何止是我！” 公元1276年的初春，临安城外元军大帐肃杀森严。 刚刚被俘的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当他抬头时才发现劝降者竟是曾经的南宋柱石、襄阳守将吕文焕！ 此时吕文焕已身着元将袍服，试图以新朝恩遇软化文天祥。 他提及自己死守襄阳六年的苦劳，甚至反问文天祥为何责骂他是“乱贼”。 然而，随之而来的这番怒斥，彻底显露出千古忠奸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1267年，蒙古大军合围荆襄重镇襄阳城，企图斩断南宋长江防线。 时年，吕文焕临危受命，成为襄阳守将。 他身上流淌着将门之血，也并非无能之辈。 当时面对汹涌敌军切断水陆粮道的绝境，他曾组织过悲壮的突围。 1270年，他亲率一万五千精锐、百余艘战船，悍然突袭元军设在万山的造船基地，企图打通补给生命线。 然而，在城内的坚守更是炼狱。 元军的回回炮日夜轰击，粮草断绝数月，城中柴薪耗尽，守军饥寒交迫，发展到后期史载“易子而食”，军民于绝境中煎熬。 吕文焕本人，也曾日日巡查城防，望南恸哭。 然而，这长达六年的悲壮坚守，其意义远超一座城池的得失。 襄阳地处汉江咽喉，控扼长江中游，被誉为“天下之腰脊”。 只要襄阳不倒，南宋便保留着喘息和抵抗的核心支点。 这六年，耗费了元军难以想象的代价。 从这个角度看，吕文焕最初六年的坚持，确有其功。 但1273年的一切彻底改变。 当樊城陷落，襄阳成为孤岛，元世祖忽必烈抛出诱降，许诺高官厚禄、免罪保命。 在守城无望与个人生死的天平前，吕文焕选择了开城投降。 此举瞬间抽空了南宋仅存的战略支柱。 襄阳陷落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长江中游门户大开，积蓄六年压力的元军铁流再无阻挡。 更令人心寒的是，吕文焕投降后并未选择沉默或消极避世，反而比元军将领更加“卖力”。 他不仅率军攻破鄂州，更利用其昔日威望和人脉，亲赴各地劝说曾经的同袍、部下倒戈投降，成为元军迅速扫平江南的“活地图”与“招降旗”。 南宋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瞬间土崩瓦解。 1276年初，元军兵锋直指南宋首都临安。 昔日歌舞升平的都城如今人心惶惶，官员星散。 此时，唯有一人甘愿挺身而出，文天祥。 他散尽家财，招募义军三万人驰援京城，尽管在常州之战浴血搏杀，身中三箭仍冲锋在前，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最终，南宋朝廷决定投降，文天祥被推举为谈判使臣前往元营。 在那里，他面对元帅伯颜的威逼利诱，掷地有声地宣告“社稷为重，君为轻！” 拒绝在降书上签字，因此被扣押。 命运的戏剧性在此时上演。 元军企图利用吕文焕这位“榜样”来劝降更为棘手的文天祥。 于是，有了文首那一幕大帐对峙。 吕文焕或许自认功过可相抵，或许想以自身“委屈”博取理解，他提及那六年的死守，质问文天祥为何斥他为“乱贼”。 在文天祥看来，吕文焕的投降，绝不仅仅是个人选择或无奈之举。 他是襄阳的主帅！是关系帝国命运要塞的守将！ 他的投降，亲手为元军打开了江南的门户。 更不可宽恕的是，投降后，他非但没有消极，反而变本加厉地为虎作伥。 文天祥那句“三尺童子也唾骂于你”，既是痛斥，也是对天下民心公论的精准概括。 在那个年代，忠奸是非，市井皆知！ 文天祥的痛斥并非虚言。 吕文焕即使在新朝得了荣华富贵，忽必烈封他为昭勇大将军、襄阳大都督。 但生前身后名却一片狼藉。 南宋遗民痛恨他，元朝内部也多有鄙薄，认为他首鼠两端，缺乏气节。 元代史官在《宋史》中对他的评价定格为：“虽有功于元，实宋之贼也。” 这“贼”字，非指其守城前的功绩，而是指其叛国投敌并转身攻伐故国、瓦解江南防线的行径。 反观文天祥，他在被押北上途中逃脱，辗转至南方继续抗元，直到1278年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 此后四年囚禁生涯，面对降元的宋恭帝亲劝、忽必烈以元朝宰相之位利诱，他始终岿然不动，最终在1283年于大都从容就义，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吕文焕与文天祥，这两位曾同为南宋柱石的将领，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吕文焕或许至死都想不明白，为何他苦守六年无人问津，一次投降却换来千古唾骂？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 人们或许能理解一个在绝望中力竭的将军，却永远无法敬重一个跪下去，还甘愿为敌人磨亮屠刀砍向故国兄弟的降将。 那六年孤城的铁血坚守，在开城降旗举起的那一刻，已然被其亲手兑换成了个人苟安的筹码。 主要信源：（文献——《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