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一个蓬头垢面，穿着破烂烂的老乞丐，走到济南军区大院岗哨前问道：“哨兵同志，请问杨得志司令员在吗？”哨兵立即警惕起来：“打听杨司令干嘛？这是军事机密，不能告诉你！” 侯礼祥，1912年出生在湖北荆州江陵县一个贫苦农家，家里靠给地主干活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父母咬牙供他读了几年私塾，让他认识了几个字，算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可好景不长，15岁那年，父母接连去世，他成了孤儿，背着个破布包，一个人跑到荆州讨生活。 那年月，穷人没出路，他干过挑夫、搬过货，饿得肚子咕咕叫，只能靠捡剩饭填饱肚子。1927年，他在荆州街头遇到了一个高大的流浪汉，递给他几枚铜板，让他去买碗面吃。那人误把他名字听成“李祥”，还邀他一起去武汉找活干。侯礼祥没多想，跟着上了船，到了武汉被安排到一家招待所干杂活。 1928年，他被派到江西参加革命，第二年加入了红三军第五师十四团二营五连。部队里，他每天早起练刺杀，枪法准，冲锋猛，很快就入了党，成了连长彭绍辉眼里的好苗子。1934年，长征开始，他被调到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当连长，团长正是杨得志。红一团是开路先锋，仗打得一个比一个硬。强渡大渡河时，他带着队伍冒着枪林弹雨往前冲，子弹擦着脖子飞过，血流了一身，他硬是咬牙坚持战斗。长征路上，他把自己的干粮分给饿肚子的战友，自己啃草根，笑呵呵地说：“我没啥牵挂，帮你们我高兴。”这种仗义劲儿让杨得志对他刮目相看，俩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1935年腊子口战役，他冒着炮火把受伤的杨得志背回阵地，救了他一命。 长征后，他因腿伤严重被送去后方养伤，后来被提拔为红一师十三团团长，由陈赓指挥。1937年，他进了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了不少军事知识，还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兄弟。1938年，他被调到中央警卫团当副团长，负责中央领导的安全，经常能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1939年，他在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落下残疾，没法再上前线。他主动要求转业，组织把他安排回江陵县委工作。可回到老家后，他没找到合适岗位，只能租堂哥的房子，开了个牌室养家糊口，还娶了个叫杨绪儿的农村姑娘，日子勉强过得下去。不料，小偷偷走了他珍藏的皮箱，里面装着军官证、残疾军人证和退伍证明，这些证件没了，他的革命经历就没法证明了。 后来，组织让他化名“侯文彬”，装成国民党联保主任，潜入敌后搞情报。他小心翼翼，忍着百姓的冷眼，传递了不少关键情报。可因为战友叛变，地下组织被破坏，他和党组织断了联系，从此隐姓埋名，回了老家开茶馆，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1971年6月，侯礼祥在公社林场干活时，从报纸上看到杨得志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消息。他年近六十，腿脚不利索，身上只有两毛钱，可他下定决心要去找老战友证明自己的身份。他从林场偷偷溜出来，徒步走了五十多公里到沙市，饿着肚子吃了一碗面，用一毛钱当了粮票。到了码头，管理员看他可怜，没收船票，让他搭船到了武汉。 从武汉到济南，他扒了七天的货运火车，风吹日晒，衣服破得露出了棉絮，头发乱得像杂草，整个人瘦得像根柴，活脱脱像个乞丐。到了济南，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军区大院门口，鼓起勇气问哨兵杨得志在不在。哨兵看他这副模样，以为又是来攀关系的，语气硬邦邦地把他打发走，说这是军事机密。侯礼祥不肯走，站在门口等了大半天，直到另一个哨兵看他不像坏人，才把他安排到招待所等着。 哨兵把这事报给了贺参谋，贺参谋赶紧通知了杨得志。杨得志一听“侯礼祥”这名字，立马放下手头的事，赶到招待所。两人一见面，杨得志一眼认出了这个当年的“李祥”，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他拉着侯礼祥在食堂吃了顿饭，摆了饺子、青菜和红烧肉，自己掏钱付的账。饭桌上，侯礼祥讲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证件被偷，身份没人信，还被当成特务，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杨得志听完，气得拍桌子，当场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侯礼祥的红军身份，还塞给他200块钱，让他拿信去找武汉军区的曾思玉核实。侯礼祥揣着信，带着希望回了湖北。可他到家后，曾思玉正好出差，他把信交给当地革委会，结果因为之前的“伪造信件”前科，信被当成假的，革委会还派人搜了他家，把仅剩的几件衣物都翻了个遍。 1973年，杨得志调到武汉军区当司令员，到了荆州后，他第一时间让人去找侯礼祥。听说老战友还是没洗清冤屈，日子过得穷困潦倒，他气得不行，亲自跑到江陵县委开会。会上，他站起身，声音洪亮地为侯礼祥担保，说他是红一团的老战友，腊子口战役救过自己的命，身份绝对没问题。县委领导听完，赶紧组织调查组，翻看了档案，核对了记录，终于确认了侯礼祥的红军身份。县委书记亲自登门，向侯礼祥道歉，宣布恢复他的名誉，还为他修了三间瓦房，每月给40块补贴，医药费全报销。1991年，他在家中去世，享年80岁。
